论权力意识形态在广告语言中的隐性表达

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权力意识形态作为聚焦点存在于各种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往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分析集中在政治性文本中,其实各种话语结构中都存在,而且是一种隐性表达。通过研究一则广告文本的话语构建及广告策划方的幕后话语策略,努力呈现权力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研究表明,权力意识形态确实可以通过各种话语策略隐藏于幕后,被称为"隐性表达"。

意识形态“软权力”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

现代社会治理不仅要注重国家机关“硬权力”的有效行使,而且要注重意识形态“软权力”的有效运用。意识形态“软权力”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具有重要功能,包括通过主流价值观培育,引导社会公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力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民族认同;通过社会发展目标导向和社会冲突的协调,消弭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矛盾;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方案。基于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强化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引导社会变革方向,协调社会冲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大力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狄更斯小说中的“边缘人物”与维多利亚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

在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阶级身份上看,它属于下层中产阶级,从社会生存状态上看,它是被边缘化了的一个社会群体,常常为主流社会所忽略;然而在狄更斯笔下,它却是最生动活跃的群体。虽然国内外对狄更斯其人其作的评论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对这些生动活泼的边缘人物却甚少关注,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采用新历史主义研究策略对狄更斯小说中这些边缘化人物进行重新审视,由此以揭示这一群体独特的阶级身份特征,展示它的特殊生存状态,并力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阐释它所揭示的思想意义。

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兼论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权力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构成,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着弥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网络"。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一国家权力原理意味着,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话语权之争都关乎着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比较而言,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中国,其国家权力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短板。建构话语权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世代工程",但来自体制性张力则不容忽视。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文化再生产系统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权力意涵

文化再生产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作为文化再生产最重要载体的高等学校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的政治性是其应有之义。在理论上,“强化高等学校政治导向”的命题体现的是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权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权力载体的高等学校不仅履行着思想文化代际传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还承担着合法性论述功能。在现实中,高校政治性挑战主要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化研究是因应这种政治性挑战的根本性途径。

红色经典改编中商业资本和意识形态的角力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因受特殊历史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带有极强的“政治话语”色彩。二十一世纪，电视荧屏上频现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但政治色彩已淡化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消费色彩。在改编过程中，商业资本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一番对文化权力话语的争夺。

权力运作机制中的意识约束力——福柯规训性权力的一种解读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构建了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机制并引入一个核心概念"规训性权力"。实质上,权力运作机制的运作是通过个人的意识约束力来完成的。意识约束力是由"意识形态"技术产生的对自我行为意识进行理性化逆向规约的力量。个人被权力关系网络制约,受控于社会规范,同时个人也会受到被内化的自我知识的束缚,体现在产生的意识约束力对自我内心的监管规训,从而实现权力的基本运作。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权力思想及其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蕴藏着丰富的权力思想,意识形态权力思想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方面。如果我们将文本解读的“统治”范式转换为“权力”范式,去发掘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和权力思想的富矿,意识形态权力思想就会向我们敞开。马克思意识形态权力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同质作用、阶级斗争等思想,基本内容涵盖关于意识形态权力的实质、根源和功能等思想。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一样,马克思意识形态权力思想的出场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下深入挖掘和阐发马克思意识形态权力思想,不仅有助于丰富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法哲学理论、意识形态学理论以及权力理论的深度阐释,而且有助于科学把握新时代国内外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内在规律及时代趋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保驾护航。

论中西喜剧意识的审美本质

历史告别是西方喜剧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本质。其中有两个方面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历史进步是一个渐进过程;第二,历史合理性的判定,取决于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心理尺度。历史告别的喜剧意识审美本质常常呈现出复杂的纠缠交错。道德胜利是中国喜剧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本质。其中也有两个方面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具有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权力;第二,中国人坚信道德修养同万物变化发展存在神秘联系。

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

政治学基本上都是沿着韦伯式国家观而展开,韦伯所讲的国家的精神属性就是著名的合法性概念,合法性理论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理论。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政治,尤其是'冷战'时期,'世界'变成了论说的对象,变成了'观念的世界',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霸权最终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国家因此被颠覆。

关于中产阶级及其趣味

一在当下关于'中产阶级'及其'趣味'的讨论中,关于何谓'中产阶级'、这一阶级是否存在以及'中产阶级趣味'的真相的阐释占了大多数。论者的视角,大多是以与欧美中产阶级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对比而切入的。这也难怪,毕竟,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中产阶级'实在是一个历史过于短暂的新生事物,但是,我以为当下众多论者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便是以欧美中产阶级的标准与现状来对照中国的'中产阶级'(假如它存在的话),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宏论。在我看来,这一思路是典型的情境误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中产阶级'显然是一个相对概念,笼统地说,可以认为它是居于某个社会的中间经济水平的阶层,其他的一些指标(诸如职业、教育水平。

美国和欧盟正在分道扬镳吗?——关于文化的概念及文化差异的思考

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成规系统,借助这一概念,可以将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从而清晰地描述和阐释两种或几种文化之间的同异。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不同表现,凸显了美国与欧盟文化层面上的歧异,有学者将之归结为具有"现代"与"后现代"特征的战略文化之间的不同,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辨析。文化成规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与欧盟的战略文化也必将随着全球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

"五四"以后,现代文学被逐步纳入民族国家的文化生产空间。作为国族动员的对象,读者的力量与功能获得与古代文学不同的新的论证与叙述。这种叙述表现在,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开始发生现代性转移,逐渐从被启蒙的"大众"上升为历史主体阶级"群众"。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从《讲话》到"泛延安化"时期,概念的转移赋予了读者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资源,亦暗示了读者文学角色及功能的置换。

文学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文学风景研究侧重文学风景的审美研究,在诗歌等抒情文体中将风景视为创作的抒情对象;在小说等叙事文体中着重风景的叙事功能和类型研究.进入21世纪后,文学风景研究发生“文化转向”.风景被视为文化建构、解构与重构的产物,文学风景研究即破译风景中隐匿的丰富符码,阐释风景在文本中的深层含义.文学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风景与文学现代性研究、风景与民族身份认同研究、风景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研究三种研究路径和主流范式.

中国计划生育标语的批评话语分析

计划生育标语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其历史形成源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其变化与我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批评话语分析历来关注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等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批评话语分析和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式"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计划生育标语来揭示隐含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变化。研究表明:(1)标语是一种机构性话语,参与者双方的话语地位是不平等的,标语的发布者代表机构成为话语权力的主宰者;(2)计生标语的话语行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递行为;(3)计生标语折射出我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从"强制命令型"到"平等协商型"再到"科学务实型"的标语内涵演变可以追溯我国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4)计生标语表达方式的变化不改变既有的话语权势关系,但反映出标语发布者从崇尚暴力到凸显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意识转变,这一转变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

论点摘要

马克思意识形态权力思想的当代意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解读经典文本,可以全面深刻地发掘马克思意识形态权力思想。意识形态权力不是纯粹的个人权力,也不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阶级的权力,而是国家的权力、统治阶级的权力。坚持大历史观把握意识形态权力的发展趋势与国家发展趋势相一致,最终汇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的洪流。

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1966至1976年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其特殊性在世界翻译史上也不可多得。该时期的文学翻译不仅要充当执政党党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工具，还要充当国际上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工具，加上此时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翻译家都已经被“打倒”，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至。从翻译对象的选定、翻译过程的组织，到最后翻译文本的定稿、署名形式，乃至某些翻译文本中“夹译夹批”的奇怪形式，等等，无一不突显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本文选择大陆文革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学翻译译本，以一系列极其生动的译例，具体、形象地揭示翻译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兼谈Maria Tymoczko的翻译观

应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林克难教授的邀请，美国当代知名翻译理论家Ｍａｒｉａ Ｔｙｍｏｃｚｋｏ于去年五月份来津讲学。本文以Ｔｙｍｏｃｚｋｏ教授的演讲稿为基础，分三部分介绍了Ｔｙｍｏｃｚｋｏ教授系列演讲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扼要介绍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第二部分介绍以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为探讨中心的当代西方翻译流派；第三部分重点介绍Ｔｙｍｏｃｚｋｏ教授的翻译观。本篇对于我国当前的翻译理论研究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