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个评判政府各项工作的标准，即“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这“三个检验”标准的提出，是政府工作对谁负责以及如何建设责任政府的问题。

数字治理中的政府权力约束和权力释放探析——基于统筹治理的视角

已有关于政府权力约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西方数字治理理论范式,忽视政府权力运行的中国情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权力因公设置、为公存在,是最高、最全面的权力之善。但在数字治理中,政府权力运行仍存在一些问题:在权威分布上,政府权威让渡不足;在权力观念上,面临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渗透;在权力执行上,技术使用出现扭曲、简化或过度;在权利保障上,挤压公民的自主权与隐私权。统筹治理与数字治理中的政府权力约束较为耦合,在统筹治理视角下,数字治理中政府权力的约束路径包括:以开放式治理激活多元主体参与,以治理能力提升带动服务观念转变,以技术平台建构促进专门协作体系建设,以信息的技术解锁实现全方位监管。而在约束政府权力的同时,也要充分释放权力之善。具体来说:要营造良好数字治理生态,引领数字善治的价值方向;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提升经济社会调控能力;做好数字治理政策规划,强化数字治理普惠成效。

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通过颁布1848年《公共卫生法》,英国政府扩展权限,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权力扩展过程中,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改变权力拓展的方式与方法,不再追求使用卫生工程学或医学知识进行集权化管制,而是创建地方政府事务部,以地方为中心,构筑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也有利于呵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安全,推动当时医疗服务机制的发展完善。

“自然权利”与“社会权利”——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之辩

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遵循《大宪章》开创的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传统,详尽地阐释了个人权利中的“自然权利”,也就是在不存在政府权力的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传统上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中的自由权最终涵盖了在不损害他人自然权利的前提下基于自身意愿行事的广阔领域。政府权力只能承认和保护自然权利。由于政府权力的运用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效果,人们并没有像古典自然法学派呼吁的那样把政府权力的适用严格限制在保障自然权利上,而是允许它创设与自然权利相对应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赋予个人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取得自己所意愿的法律状态的权利。这种创设行为不仅不能侵犯传统的三种自然权利,还需要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群体。厘清以上复杂的关系,不仅具有法理学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变迁中看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责任政府是对传统权力政府在根本上的一种颠覆,它强调责任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权力是政府履行责任时的一种附属工具。从权力本位走向责任本位,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也是民主价值的理性回归。构建理想的责任政府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仍然在于完善行政问责制和责任监督体系,推进防止利益冲突相关制度构建。

政府权力市场化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调控者和参与者。政府权力的行使是实现民生和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但存在自利属性和权力市场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投资行为的越位、经济角色的错位、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供给不力或不足,使政府较容易利用掌握的公共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故而,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克服政府权力市场化的可行路径。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认识中国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对市场化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是“诺斯悖论”在我国的一种表述。这一悖论的实质,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是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也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从政府权力悖论这一角度出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的体制转轨进程。

超越二元对立: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新型关系探析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政民主的核心问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把二者的对立绝对化,由此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超越二元对立的前提在于,运用人类政治智慧对二者的关系合理定位。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通过合作治理,有可能走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的困境。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权力的角色定位

由农户自发成立自主协会来完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中需要满足严格的社会条件。只有在村庄社会积淀有足够的信任感和凝聚力且具有较强社会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消除"搭便车"现象。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低及传统社会关联被严重削弱,现代社会关联尚未完全建立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仍需强化政府职责,赋予政府权力以积极的角色定位。

检察监督与政府权力

权力需要监督,否则就有可能变为暴力。这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法学的常识,对于政府权力而言,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沿革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权,到对其废除,确实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检察监督权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和范围如何,也是与现实的要求分不开的。在我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进行合理调整和适用,以适应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监督的要求,已经成为必要。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建设与政府权力界定

单一经济逻辑支配下的城镇化发展是畸形的、且不可持续,城镇化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并重与协同。经济逻辑主导下的城镇化最终可能使政府成为城镇化的敌人。合理城镇化过程不仅需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警惕权力与资本的过多结合,限制政府基于GDP冲动的参与,亦当培育和促进文化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研究综述

近年来,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在实践的推动作用下,国内学者对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涵义及构成要素、存在问题、构建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了进一步推进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已有的相关成果进行概括和分析。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本文试分析传统的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然后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索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期对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

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性形态的结构转型日益突显了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问题,而政府权力是影响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关键性外部变量。政府权力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强制权力和基础权力的复合性构成。强制权力具有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基础权力具有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功能,两者共同影响着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要促进社会组织公共性的良性生长,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与政府公共性的协同共进,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需要从"控制型管理"走向"发展型管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需要从"偏向性支持"走向"协调性支持"。

公务员角色悖论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公务员是政府的人格化代表。目前对公务员的角色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公共人”、“理性人”的角色认同,一种是“经济人”、“权利人”的角色认定。这两种角色集中于公务员角色中,发生角色冲突,称之为“角色悖论”。角色悖论其实是对公务员角色期待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焦点在于对公务员个人权利的不同认识。本文对公务员角色悖论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角色冲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背景定位,应该在国家与政府的背景中定位公务员的角色。角色悖论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根源在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特征

中国分配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膨胀促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重塑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解决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入手,即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界定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人们之间机会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