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帮扶中的权力替代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由于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驻村干部存在外部考核压力和内在晋升动力,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驻村干部对村干部的权力替代现象。驻村干部不仅主导了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精准管理,还支配了贫困村的产业发展与项目实施。这种权力替代的贫困治理格局,虽然推动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但也带来精细化技术治理导致村庄的"去政治化"、科层化治理带来资源投入的"内卷化"以及村干部强外部依赖性导致基层治理风险等负面影响。借国家资源输入的契机,培养与吸纳村庄内生精英,完善驻村干部的考核要求与角色定位,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驻村帮扶下权利替代的规避策略。

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表征与归正路径

学术权力既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组织的基础权力。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异化的负向力量会降低公众对于学术权力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高校治学管理和学术研究顺利运行。高校学术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高校学术权力主体异化、高校学术权力活动异化、高校学术权力配置异化及高校学术权力监督异化等方面,高校学术主体道德失范、政府过多干预高校学术管理、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色彩和高校学术权力法律地位缺乏独立是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异化的主要归因。回归高校学术权力的本真要义,应进一步规范高校学术权力主体行为、明确高校学术权力运行规则、协调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健全高校学术权力监督机制。

数字权力的理论谱系

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从人类社会生产史角度审视,权力并非起源于国家,而是源自具备开展社会生活,实现组织意志和组织技术的社会共同体。从作用机制看,权力不是由实施权力的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实施权力的机制和能力决定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摆脱“亚人类”状态的人类社会开始建立有组织的生产模式,依靠稳定的空间建构、社会合作、有效支配,建构集体性社会协作和结构性的权力网络。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权力国家化和合法垄断权力的过程。数字权力基于源代码、算法运行的计算网络、作为算法决策基础的大数据,在数字化决策能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强化了权力的网络力量,提升了权力的行动力量,濡化了权力的强制力量,造成一种“超越国家”的理论假象。数字权力并未改变权力的国家属性,但拓展了权力的实施空间,造成了国家对数字社会的技术依赖,将从根本上重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算法权力及其规制

依托框架优势、机器优势和嵌入优势的全新算法,将会随着数字平台的搭建、数据资源的挖掘、“人–机”交互的设计,由单纯的计算工具向事务运行规则转变,进而演变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容回避的权力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算法权力既有益于管理风险、规范行为和辅助决策,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局限以及它与教育之间的冲突,导致教育的风险异化、行为降格和决策失衡。要将算法权力规制到安全、可靠的“笼子”之中,除借助算法目标的教育审查、算法设计的教育解释、算法运行的教育监管、算法应用的教育鉴别、算法信息的教育备案、算法责任的教育认定,以构建从背景、过程到结果的规范机制;还应诉诸教育之于算法的祛魅、平衡与扬弃,以凸显“入乎其内却又出乎其外”的制衡思想。

权力与价值的博弈:国际传播战略模型研究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竞争持续深入的当下,国际传播成为各国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一极。与传统意义上以大众媒介为主要场域不同,广义国际传播包括主体和对象之间一切因为互动引发的信息交换行为,深刻作用于参与者的国际权力地位和文明影响能力。因此,国际传播战略制定的意义重大,必须反映国际竞争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基于此,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出发,将国家综合实力与广义文化近似程度确定为国际传播战略模型(受众矩阵)的横纵坐标,从而区隔出四个象限,各自衍生出一种国际传播战略。首先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近的“同源与责任战略”,强调和突出国际传播主体与对象同文同种的“自我认同”,渲染强大前者在同文化圈领导或核心的负责任国家形象;其次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异的“标杆与说服战略”,即文化相异、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传播主体应努力跨越文化鸿沟,示范和说服国际传播对象明确认识和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展建设性交流和实质性合作;再次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近的“共情与跟随战略”,也就是在“同文化、弱实力”比较条件下,主体通过国际传播强调双方广义文化近似程度并清晰表达“跟随”战略意图,引发受众共情效应,从而最大化保护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利益;最后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异的“互利与展演战略”,即以普世性利益为交流合作切入点、以不同文化共鸣之处为展演,弱势方通过国际传播使强势方认可其国家形象并接受合作诚意。

“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法律权力概念辩疑

权力是法律主体通过实施法律所规定宣告式言语行为、从而产生法律地位的资格,这里的法律地位与宣告式言语行为所包含的意愿相一致。法律权力概念具有普遍性,并非是由公法所专享的概念。法律权力既可以改变法律主体自身的法律地位,也可以改变他人的法律地位,且不以他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力具有构成性,它的核心在于使得行为人的意愿产生与之一致的法律地位,而不在于对行为人表达该意愿的行为加以规制。法律权力即便有时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构成因素,也不能将之视为法律权利的特殊形态,两者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差别。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管理层权力与预算松弛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我国特色政府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多重委托代理的国资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可能会构建职务“堑壕”,实施预算松弛。本文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国有企业预算松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会明显提升预算松弛程度,并且管理层权力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外部治理水平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对预算松弛程度的影响更加显著。

权力视角下民族节庆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以侗族喊天节为例

以民族节庆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侗族喊天节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视角构建了民族旅游节庆空间建构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长时序田野调查全面刻画节庆旅游化过程中节庆空间重构的过程及特征。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诉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侗寨喊天节经历了复杂的人-人互动、人-地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而言:(1)节庆空间是节庆权力主体互动关系造就的空间,节庆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人-人、人-空间在权力场域下对互动秩序不断调适和重构的过程;(2)节庆主体之间通过权力合作→权力支配→权力共有与激励等权力流动方式,形成了传统的单核权力结构→制度与传统互构的双核权力结构→单核多主体权力结构,重构着节庆内容和节庆空间的秩序;(3)以喊天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由此呈现出“封闭神圣的仪式空间→舞台化的展演空间→复合的旅游空间”的空间表征变迁特征,以及由集聚到拓展再到蔓延的空间结构变迁特征。

ANT如何讲述媒介与权力:行动者世界的生成与运动

在传播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中,媒介通常被看作是“非人行动者”,媒介与权力的关系也较少被提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ANT与权力之间有着内在张力:一方面,重“描述的”的理论与“批判性”的权力之间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对于媒介批判研究来说,ANT具有强大的分析潜能。传播学所关心的“媒介物”不能被笼统地看成一个整体,并非所有的媒介物就一定是“非人行动者”。一类媒介物的功能是“物质性的”,它参与进运动之中,维系、稳定现实世界;另一类媒介物的功能是“中介”,它是完全的行动者,并带出“新”的生成。这两类媒介物之间又交叉关联,对媒介权力的讨论在其中被具体坐落下来。

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猜你喜欢”: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休闲

网络休闲是依赖现代科技发展而来的新型休闲样态,已日益演化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休闲现象。从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域看,网络中经常出现的“猜你喜欢”等精确推送,实质是网络平台运营商(或广告主)利用深度学习算法、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对网络休闲展开的“规训”。后者的发生包括设置标准、划分对象、规范行为和内化标准等环节,相应的内容涵盖休闲知识的掌握、休闲空间的分配、休闲活动的控制和休闲权限的赋予。相较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域中的社会“规训”现象,基于网络社会发生的网络休闲“被规训”,呈现规训时空的即时化、规训对象的符号化、规训手段的多元化以及规训目标的资本化等特征,并在层级监视、惩戒裁决、效果检查等方面具有自身实践逻辑。基于以上分析,可从破除成见、建构机制和营造生态等方面超越,从而更好地推动现代社会的进步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小学教师教材开发的权力性质与权力运行机制

中小学教师是教材开发的重要权力主体,在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背景下其如何正确认识与行使教材开发权关乎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进程。通过对相关教材建设政策文件的分析及教师教材开发实践的考察发现,中小学教师教材开发权源自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下人民权力让渡与政策法规授权,是公共性权力、专业性权力与向善性权力共同作用以期寻证演绎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价值向度的重要媒介。为确保所开发的教材符合育人育才要求,中小学教师应依循“法治—伦理—教育”边界对教材开发的规制效力,有效行使以知识理解—加工—创造为主线的教材编写权力和以教材解释—审核—评价为主线的教材修订权力。为引导中小学教师正确认识其权力尺度以及科学提升其权力行使效能,须构筑集“价值导向—系统保障—科学激励—智能督导”于一体的教材开发权力运行机制,实现教师专业成长与教材强国建设双重价值的动态耦合。

AI,大数据与强度机器——信息权力的时代如何重思主体性

大数据是推动生成式AI之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大数据的发展演变进行谱系学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AI的本质与前景。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从第四范式到数据洪水,这或许并非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更是数据的本原性强度日渐衰退,人的主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过程。由此,有必要回归强度这个哲学概念,结合德勒兹和加西亚等哲学家的代表性论述,进而揭示它何以从一种创生之力量逐渐蜕变为经典物理学中的被计量之力,进而又在控制社会之中被彻底驯化为电力。既然肯定性的生命强度举步维艰,那么或许理应转向否定性的死亡强度来探寻出路。加西亚的思辨实在论,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以及福柯的致命机器,似乎敞开了三条相关又有别的道路。

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及其配置路径——基于资源的教育依附性的视角

资源是大学二级学院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逻辑起点,大学的资源除了具有自身的专属特性外,还蕴含着一定的教育性,不同资源的教育依附性各不相同。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是以政治权力为轴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平行、运行方向相反、权力强度反向加强的双螺旋结构。从权力的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的维度,本文提出,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应该遵循战略合作与协议授权原则,二级学院内部的权力配置应该是以学术性权力为核心的一系列同心圆决策模式。

尹锡悦政府“对美追随”的权力逻辑——基于关系理论

韩国长期扮演权力受者,让其误认为不安全的最大根源是自身力量相对周边大国薄弱。冷战后,韩国不仅内化了中等强国身份,而且借助周边大国的力量,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积累权力资源、发挥影响力。中等强国身份要求韩国预测外部压力并加以适应。尹锡悦政府将“全球枢纽国家”“全球战略同盟关系”作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和优先目标,是预测外部压力加以适应的体现。在关系理论视角下,韩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换的“人情”机制,“回报”规范要求韩国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求。通过权力交换机制,韩国不仅从个体、结构、关系三个层面获得权力资源,而且加入美国建立的“小多边”也为其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权力隐匿”现象及其规制——以“其他类别”权责事项为分析对象

“权力隐匿”现象是指政府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公开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情形,在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表现为权责清单对政府权力关键信息,包括权力的主体、范围、边界、运行流程等呈现不准确、不清晰、不全面、不及时,这将会弱化权责清单制度在“明权”“确责”方面的核心价值,进而消解权责清单制度的基础性效用。就“权力隐匿”现象的成因而言,客观上是由于制度设计层面“确权”的规则支持不足、制度执行层面“确权”的外部条件限制,主观上可归因于“确权”主体的“趋利”与“避责”动机。对“权力隐匿”现象的规制应内嵌于权责清单制度的优化过程,包括突出思想引领,夯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认知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更新“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规则补丁;优化机制运行,推动“权力隐匿”现象的自我修复能力;应用数智技术,强化“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技术加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责任链条。

高校权力问题的外部性分析及其规制策略研究

高校权力问题及其规制是大学治理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揭示和阐明高校权力问题的基本规律与底层逻辑,将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引入大学治理情境,提出并建构了集叙事和诊断于一体的高校权力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认为,权力负外部性影响了高校办学资源使用效益、降低了大学治理效能,是引发高校权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规制高校权力问题,需要构建高校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基于OECD提出的跨权力协调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与权力外部性分析,将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丰富为一致性机制、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补偿性机制四个组成部分。

算法权力在治理体系中的产生与规制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算法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规则并影响了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算法在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实质上是一种与制度相互型构的过程,算法强化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推动平台权力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行政人员职能替代的同时,既有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也塑造了算法官僚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并形成了算法权力这种新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算法化的运转逻辑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权力配置、运转等方面引入了新的治理风险,可以基于权力理论从制度制约、伦理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