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人假设视角下的权力极化及其治理

近年来,随着腐败治理与行政问责的持续深化,高官腐败与基层懒政成为观察权力运行之两端的途径。在行政人假设视角之下,在权力体系中居高位者的逐权与身处基层者的去权努力,预示着权力极化现象的存在。权力极化的精神实质表现为对他人的影响力与对自身安全力的强化,实践中呈现为极大化与极小化两种倾向。处权力高位者安全敏感度低,偏好权力极大化以增加影响力,呈现出权力扩张、组织膨胀、权力侵蚀等极大化倾向;居低位者因应时局,安全敏感度高,偏好权力极小化以规避责任,渐成权力收缩的极小化倾向。权力极化在治理实践中预示着权力公共性迷失、权力结构失衡以及社会道德失序的风险。在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需要重视权力的自生产与调控机制,重视权力制度生态的培育,警惕官僚个体的理性,规避权力极化带来的治理风险。

权力分配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再选择——兼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经济效应

权力从本质上是在占有和支配劳动生产物的基础上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权力分配秩序对实现经济、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生产要素进行空间配置归根结底是权力所有者的权利,权力分配结构是决定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权力分配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相同政府治理模式下的不同地区间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并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经济效应做了预测。我国应当加快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建立以改进权力分配结构为核心的制度匹配,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中国特大城市过度极化的根源及其治理

城市极化是人口和资源在城市空间聚集及非均衡分布的过程和状态。一旦人口和资源的城市聚集超过了城市综合承载力,就会出现过度极化并造成诸多的"大城市病"。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过度极化不仅是市场自身极化造成的,也是城市政府权力极化推动的,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叠加的结果。特别是现行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城市组织与管理体制、财政与资源分配体制以及长期以来的GDP发展导向对城市极化推波助澜。反极化不仅要通过政府之手纠正市场失灵,节制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更重要的是必须防范政府失灵及反向调控,切实消除助长极化的制度性根源。当前应推行城镇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分离,城市去行政等级化;从差异化政策转向普适性政策,区域和城市去特殊化;实行均等化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引导区域均衡发展;发挥市场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立足城市综合承载力因势利导,强化政府的调控;立足"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城镇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