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

对罗尔斯的法治理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形式法治论,另一种是实质法治论。但形式法治论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源自对自由的保证,而实质法治论证又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不正义是相容的。如果将对自由的保证看做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则可以很好地理解罗尔斯对法治的论述。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论,可以说明形式法治的道德价值在于削弱权力本身之恶。

分利型村治中的贿选与村级权力正当性——基于L村选举史的讨论

文章通过一个村庄的选举史叙述,解析了竞争性选举和土地派系、分利型村治形成的复杂关系,并在村庄治理背景下展现了贿选的成因和多重治理功能,从而形成对竞争性选举制度与村庄权力正当性的多维度理解。研究表明:土地派系存在和形成于村级治理过程之中,构成村庄分利秩序的基础性结构;分利型村治在竞争性选举中强化并逐步和选举互相依赖,但选举本身并未能提高村级权力的正当性;贿选强化分利型村治,增强了其公平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级权力正当性;竞争性选举与村级权力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复杂。文章意在挑战民主选举提升村庄权力正当性的既有理解,并借以重新开启村级权力产生途径的探讨。

福柯的权力理论对权力正当性研究的启迪

权力正当性研究多将权力限定为“政治权力”,这一研究范式并未穷究非政治性的权力及其正当性的问题,以至于未能有适应非政治性权力关系的正当性思考。福柯不拘泥于传统对权力概念的界定,将权力的阐释扩展至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为深化权力正当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灵感;权力的实施和运作,引发了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力运行方式的合理性思考。福柯所言的权力呈现为“使人增益”的积极性一面,使得权力正当性的论证一般性地表现出由正当性向合理性论证转换的趋势。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权力正当性问题的思考会随着权力性质的变化而演进,权力正当性的证成方式要与权力性质的变化相联系,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权力概念。

重塑权力正当性之维——以高校基建管理为例

反腐倡廉不仅涉及到道德制约与制度完善问题,也涉及到权力运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在高校基建领域,这一问题也非常突出。为此,本文结合高校基建实践,从重塑权力正当性视角加以认真研究。

政治对话语境下权力正当性的二维架构解析

阿克曼主张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在于政治对话的完满性,这一学说成为继罗尔斯之后又一新的理论焦点。政治对话中的限定性原则与公民资格是构建权力正当性理想图景的两个必备要素。限定性原则是让持有诸多互竞且不可通约善观念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各种观念之间保持中立,是权力正当性的前提要件;而公民资格则是评判权力正当性的决定性要素,它要求政治对话者在那些涉及他们所倡导的原则及政策如何能够被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所支持的根本性问题上,能够向彼此提供合理性的解释。这两要素内在地统一于政治对话理论中,成为达致权力正当性的二维架构。

财政制度、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

本文从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出发,重新评价清代中国1684年至1911年间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局限。国家能力具有对外战争和国内治理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与国家权力正当性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对财政动员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清代国家权力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福祉等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与社会在此平台上良性互动,一方面地方参与公共物品提供,另一方面,清政府负责地方社会难以承担的大型公共设施。在国内治理方面,清政府看似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在实际运作时也有包括挪移在内的各种方法,减轻了僵化财政体制对国内治理的负面影响,在跨地区的大型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有较强的直接国家能力。清政府以国内治理为主的直接国家能力和依靠动员地方社会参与国内治理的间接国家能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19世纪后期,督抚的"移缓救急"成为支撑户部指拨财政顺利运行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理政府资金,另一方面又能应付国内治理和军费调集时的紧急需要,从而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阻碍了晚清中国向现代财政国家制度的转变,这是清代国家能力在19世纪后期发展的重大缺陷,在19世纪末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下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权力的正当性──马基雅弗利政治哲学的基石

被誉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的马基雅弗利所着力探讨的是权力的正当性及其基础问题，认为权力的正当性虽然可以奠基于合法性、合道德性之上，但其最后的基础和最高的准则是合目的性。其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名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建构——前孔子之名与孔子之名

先秦时期,名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孔子时代,由于名实同构思维模式的存在,名本身就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性。而在孔子的观念中,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获得不仅诉诸于名本身,更源自于周礼,即只有据有此名又符合周礼的"亲亲""尊尊"原则才能获得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述评

在传统社会里,孔庙恰是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交汇之点;而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宗教",孔庙祀典也引人入胜。黄进兴著《优入圣域》一书,最具意义的就是对历史上孔庙祭祀制度的研究。本文结合黄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此书的成书背景,对这一研究的具体成果加以述析和评论,并尝试提出笔者对潜在的研究空间之理解。

教育权力与儿童自由

当前整个教育系统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儿童自由与教育权力的辩证关系而走入了歧途,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实践之效,而且导致了对儿童自由的错误阐释。应该肯定教育权力的正当性并保证其在促进儿童自由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两者在教育实践中统一的基础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即促进儿童的成"人"。

论地方行政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及制度优化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民选产生的内阁或政府已经能够代表民意并对人民负责任地立法。宪法和法律通过授权政府立法传递了人民主权,符合人民主权原则和法律体现人民意志原则,彰显了行政立法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作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完美结合体,行政立法权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等方面凸显了重要价值。然而,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法治建设速度,导致地方行政立法过粗过简、质量参差不齐、地方特色不足,甚至出现重复立法和“良性违法”现象。鉴于此,需准确定位地方行政立法性质,合理把控地方行政立法权限,进一步明确地方行政立法权边界;严格遵守行政立法程序,稳步改进地方行政立法技术并健全立法监督机制,从而全面提升地方行政立法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出台更多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规章,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实现良法善治。

高考背后现有权力监督体制的有效性分析——由“冒名上大学”一案权力集体沦陷而引发的思考

近期被媒体曝光的"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深藏"冒名"背后的权力腐败现象亦成为众矢之的。然而,王佳俊的冒名顶替事件只不过是近几年频发的教育系统权力腐败案件的凤毛麟角,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作为制约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制度为何被一再虚置化?难道在"权"与"钱"的面前,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将不堪一击还是另有隐情?我国高考背后法律监督制度的缺陷何在?其一再被虚置化的原因究竟为何?以往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是否还具有反思的余地?是否还存在一个更为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和谐社会——以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为例

通过观察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与福区政府长达8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探讨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民主治理形式,并预期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共赢的学理路径。基于交往权力平等性,福街草根商会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区政府职能部门,以协商民主方式将其始于道德与规范之上的社会合法性延伸扩展为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从而在社会活动与政治参与方面更具实效性。与此同时,基于交往权力正当性,福区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街草根商会,以相互赋权方式弥补作为政治工具化之合法律性在道德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不足,从而在政策制订和社会动员方面获取更为深厚广泛的社会认同。

证明的冲突:周公摄政与管蔡之乱——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危机

三千多年前,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历史上演了周公摄政。数千年来,对于周公摄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出发,解释周公摄政的合法性;另一是从儒家政治伦理的角度,用周公后来归政成王的美德来肯定此前摄政行为的正当性。这两种解读方式是我国学界的传统表述。笔者以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揭示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缺失引发的政治危机,指出历史研究从“形势需要”出发阐释权力正当性,不仅易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而且易误导用“形势需要”的逻辑作为不当获权的合法性证明,使社会面临动荡的风险。

现代性政治语境下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现代性问题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反映,现代性政治必然关涉政治传统与现代主题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又集中地体现在对经典的解读过程。马基雅维利作为激烈地反传统的思想家,对他的思想解读本身就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伯林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就这些现代问题的传统资源而言,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君主论》蕴藏着广阔的解读空间。

试论民主理论的价值

社会契约论的价值不在于描述历史,而在于抽象地构建正当权力的渊源,为民主理念的确立奠定理论基础。民主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确立了人民的主人地位。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必须直接治理国家。人民虽然是权力的"主人",但他们可以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关键是要管得住这些"仆人"。民主理论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许多次级理论,如分权制衡、定期选举、宪政等为管得住这些仆人提供了许多手段。

角落的参与者:小股东参会行权的正当性及其法律应对

规模扩张使得公司逐渐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社会实体,存在对相关利益者造成不利影响的潜在风险。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加剧了公司权力的集中化,公司实际上被少数内部人员掌控的现实引发了对公司决策权力结构的正当性质疑,也间接动摇了公司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公司法应当积极回应上述正当性质疑,其主要回应方式是促进小股东参与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强调公司归属于股东。故而,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不是纯粹的商业演进结果,而是法政策的选择,不应仅以效率价值或仅以能否回应商业实践评价小股东参会行权。为了更好地在公司领域解决民主与效率的价值冲突,需要改进股东参会行权法律制度。可能的改进途径包括:保障股东的发言权与质询权、明确主持人保障会议程序公正的职权、增加会议程序显失公正之效力瑕疵事由。

对反对干部特权问题的有关思考

特权包括对公共财产之非公共支配和对公共权力之非公共运用两个方面,具有权力行使扩大化、职务消费扩大化等特点。正当性权力(利)包括正常的职务权力、特殊人群和个体所享有的特别的权利以及国家基于对特定群体特殊照顾而赋予其的特殊权利。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思想上要杜绝"想"特殊的心理,在制度上要扎紧"能"特殊的笼子,在行为上要根除"敢"特殊的侥幸。

对反对干部特权问题的几点认识

特权包括对公共财产之非公共支配和对公共权力之非公共运用两个方面,具有权力行使扩大化、职务消费扩大化、部分特权还有一定的隐蔽性等特点。正当性权力(利)包括正常的职务权力、特殊人群和个体所享有的特别的权利以及国家基于对特定群体特殊照顾而赋予其特殊权利。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思想上要杜绝"想"特殊的心理,在制度上要扎紧"能"特殊的笼子,在行为上要根除"敢"特殊的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