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内部权力法治化塑造法治政府的新形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重点是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在历史上首次提及“政府内部权力”概念。长期以来，无论是法治理论还是法治实践中，“行政权”或者“行政权力”等词汇比较常用，但是学术界却很少区分权力的内外部面向。例如，

功能性分权与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的探索——评《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

资本是经济生活中的权力,权力是政治生活中的资本。然而,由于政治权力往往存在扩张性、腐蚀性等特征,对政治权力的合理控制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何增科,2018)。也正因如此,对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的理论探索,也成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国家权力法治化与行政许可监督基本理论反思

我国的宪法与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对行政许可权的监督体系,从而为从宪法框架内厘清行政许可权力监督结构体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后,理论与实践上行政许可的权力运行与监督仍旧存在诸多的问题。行政许可权关涉着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运行,并可保障行政许可制度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以国家权力法治化为研究框架来对行政许可监督的基本理论予以反思。

市场经济维度下政府公权力法治化研究

当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主要在于政府公权力对市场经济干预过程中法治的缺失。政府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具有合理性,实现市场和政府的良好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权力的法治化构建,实现公权力行使者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解决市场经济问题。主要应做好两方面工作:张扬法治精神,推动公权力的自我约束;构建法治秩序,推动公权力的制度约束。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中行政权力法治化路径研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行政权力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治官、治权的需要,也是全面依法治国新常态的应有之义,而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权力法治化要通过行政权力设定法治化、行政权力调整法治化、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和行政权力监督法治化来实现。

走向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陈国权教授访谈录

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系统性腐败"的特征,其背后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高廉政风险。陈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系统性地论述了政企统合治理模式中所隐含的高廉政风险以及地方政府既建设法治又破坏法治的矛盾现象。"法治悖论"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治理中存在着三重逻辑,经济逻辑往往优先于法制逻辑。为此,只有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法治控权,强调监督与制约并重,完善廉政问责机制,才能真正走向权力法治和廉政治理。

以权力法治化推进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治理的主要依凭是公共权力．因此权力如何配置、运行、监督以及获得支持．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性影响。而法治化与现代化在良法善治上的耦合关系，决定了权力法治化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动力。

权力法治的内涵、价值逻辑与推进路径

权力法治源于权力自身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良法控权。权力法治有其自身的价值逻辑,一方面为权力运行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为公民权利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并有效维护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平衡,使公权力与私权利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维持政治体系的内在稳定。权力法治的要义是控权,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新时代我国推进权力法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应着力完善权力运行的科学配置、程序控制、信息公开、多元监督和责任追究等系列机制。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法治:张力与调适--基于功能性分权的视角

权力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底层架构,其根本要义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法治化的过程嵌入在国家治理之中并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产生着张力,由此形成了权力法治的实践困境。这些张力体现在四个方面:依法行政与指令式治理之间的张力,纵向制约监督与组织联盟之间的张力,横向制约监督与组织依附之间的张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稳定性与政治统合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张力,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内在逻辑,建立和完善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对象的功能性分权体系。

法治与中国权力法治化探析

在对法治和权力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权力法治化的含义应该包含权力的形式、实质、运行制度、价值的法治化。进而分别从国家治理的维度、权力的维度、法律的维度分析我国权力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权力法治化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权力配置法治化。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职能范围、制度设计、机构设置以及运行效率，都取决于政府权力的配置方式。

政府权力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政府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府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权力需要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第一个维度，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应当以法治的方式限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推进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第二个维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正视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进而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构建参与协作式的主体间性关系；第三个维度，在政府事权与政府财权的关系中，应当坚持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以法治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

基于权力法治的廉政治理体系研究

法治可以区分为权力法治与权利法治。权力法治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权利法治的本质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力法治与权利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权力法治限制国家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进而实现权利法治。权力法治遵循控权优先和效率保证两个基本原则,其过程内含着三种控权的法治逻辑:良法控权、多元控权和分类控权。权力法治是实现国家廉政"治本"的根本路径,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权力法治的核心要义、基本原则和控权逻辑约束指导着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权力法治原理派生的廉政制度形式,是对权力法治的制度性回应。这一制度体系在廉洁和效率双重目标的约束下,需要建立良法治理、多元治理和分类治理。

基于权力视角的法治对象之辨

厘清法治的对象问题是当前我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法治国"的概念中,"国家"是法治的当然对象,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大对象中,法治"国家"是关系全局的重中之重。分析"国家"的本质可知,权力是"国家"的真正核心。作为法治对象的"国家",根本任务是将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经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实现权力的法治化,即:将权力的设定、赋予、行使、监督等权力运行全过程都纳入法治之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程序治理权力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

财政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财政基本事项由法律加以规定,其实质应从财政权法治化的高度加以把握。它兴起于封建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变迁过程中,最初表现为税收法定,并在夜警国家到社会国家的演进中扩展到预算法定,最终发展为财政法定。为全面展现财政法定的要求,有必要突破现有的就事论事的内容法定范式,从范围法定上构建起"财政宪定——财政体制法定——财政收入法定、财政支出法定、财政监管法定"的三层次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落实财政法定原则对我国的意义重大。鉴于目前财政权的失范格局,突破口应在做实人大,特别是要明确人大的财政收入立法权、预算监督权和财政收支划分权。未来,应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财政法定原则入宪。

行政许可权力规制的理论脉络:以国家权力结构法治化为视角

行政许可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在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中习惯于将其称为"行政审批"。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许可处于一种权责严重失衡的状态,对行政许可的监督较为疲软,甚至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后,此种乱象也并未能根本改观。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许可监督的制度进行理论检索与梳理,以期能探寻出对实践较为有助益的理论指导。从根本而言,对于行政许可的监督需要把握好权力脉络,其监督制度的完善还应追根溯源于宪法所架构的国家权力,以权力结构法治化作为完善行政许可监督理论及制度实践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