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

各国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及其启示

通过时欧美先发国家和亚非拉后发国家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的分析,认为,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或首要标志的政府权力理性化,虽然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和权威的集中,但有了较集中的政府权力和权威,并不就等于政府权力理性化了,这里的关键是看集中的权力和权威是否为世俗理性和国家利益服务。政府权力理性化达成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或两者兼有,而其中政治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性化理论和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性化实践的互动,共同推进着整个政府权力理性化的进程。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公共权力理性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权力理性化是宪政治理的必然选择,这需要把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纳入宪政体系之中,公共权力资源合理配置,还权于民,优化权力结构,推动宪政治理,重塑权力的公共属性。

探寻权力的合理性:构建政治伦理学导论

政治伦理学一般地说就是要把理论伦理学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应用于政治领域,应用于构建政治领域的价值体系,应用于解决当代人类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从而对人们的政治活动进行规范和导向,使之为实现和促进人类幸福服务。文章提出权力合理性是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并对什么是权力合理性,为什么要把权力合理性作为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权力合理性与政治的善、正当、应当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释。

教师教育惩戒的权力性质、合理性及实施保障

教师教育惩戒的运用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与难点。教育惩戒属性不明导致当前教师教育惩戒实践的困境从“滥用”和“误用”逐渐转向“弃用”,严重影响了教师教育教学管理和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通过对“权力”与“权利”“、教育行为”与“职务行为”属性辨析和古今中外教育惩戒立法与实践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惩戒应是教师的一种法定的职业性权力,其权力属性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要保障教师教育惩戒权力的合理实施,应当以育人作为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内部规约,以多元主体监管作为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外部制约,以法规、校规和班规三规并行作为教师教育惩戒权的操作指南。使教育惩戒回归育人有德的价值取向,让教师敢用、适用并用好教育惩戒权力。

行政人假设视角下的权力极化及其治理

近年来,随着腐败治理与行政问责的持续深化,高官腐败与基层懒政成为观察权力运行之两端的途径。在行政人假设视角之下,在权力体系中居高位者的逐权与身处基层者的去权努力,预示着权力极化现象的存在。权力极化的精神实质表现为对他人的影响力与对自身安全力的强化,实践中呈现为极大化与极小化两种倾向。处权力高位者安全敏感度低,偏好权力极大化以增加影响力,呈现出权力扩张、组织膨胀、权力侵蚀等极大化倾向;居低位者因应时局,安全敏感度高,偏好权力极小化以规避责任,渐成权力收缩的极小化倾向。权力极化在治理实践中预示着权力公共性迷失、权力结构失衡以及社会道德失序的风险。在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需要重视权力的自生产与调控机制,重视权力制度生态的培育,警惕官僚个体的理性,规避权力极化带来的治理风险。

权力对控制错觉的影响

采用实验法探讨了权力及其合理性对控制错觉的影响,通过权力经验回忆与虚假测试启动个体的权力感,进而对其控制感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1)权力启动会对控制错觉产生影响,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会导致个体产生更高的控制错觉;(2)权力的合理性与权力水平在控制感上存在交互效应,当权力关系合理时,高权力导致更高的控制错觉,而权力关系不合理时,低权力导致更高的控制错觉。这表明控制错觉会受到动态的基于情境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合理性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多元权力模式及其启示

文章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力三类型理论出发,剖析了美国高等教育权力体制,并探究了其多元权力模式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指出中国大学治理结构变革的过程中,彰显大学传统型权力,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释放学术卡里斯玛,彰显学术权力,是安排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做好面对市场的理性化选择,则是大学治理结构重构的难点所在。

将权力和真理都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官员、专家和大众在政治领域中的角色

权力和真理,一般包括权力掌控真理、真理掌控权力和权力与真理相互包容三类关系状态。权力掌控真理,强权即公理,会产生真理性权力和强权政治,必然导致专制暴政。真理掌控权力,真理权力化,也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和专横。因此,权力与真理间关系的恰当模式,应该是权力与真理在民主基础上的合作互助,对权力性真理和真理性权力进行法治规制,将真理性权力和权力性真理都关进法治的笼子里。这样,既可避免理性的自负,也能避免权力的滥用。

容忍义务的公法之维

容忍义务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法律义务,其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公、私法两个维度。公法维度的容忍义务旨在于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理性解释,并合理地融入公共利益的观念,以此塑造理性的义务观、权力观与权利观。公法维度的容忍义务需要通过严格的程序原则和实体原则加以设定,藉此方能有效回应公民与国家、权利与权力之理性关系。

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建构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

现代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和路径虽然多样,但最后结果却是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国家。在此背景下,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支撑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就是建立现代国家基本制度,促进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功能分殊化,实现现代社会成长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及良性互动。国家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与均衡,不仅仅强调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更要注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促进国家吸纳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家政治制度化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力量与社会结构的区隔,现代国家能力不能无限夸大,现代国家只能是有限能力的国家。

中国大学资源竞争的有限性分析

在收益、秩序、参与面等方面存在有限性是中国大学资源竞争的基本特点,这有悖于现代竞争理论所强调的可竞争性。竞争的有限性暴露出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基础弱及大学的市场争胜能力弱等实质。尤其应该认识到的是,在权力配置的基本条件下,大学资源竞争并非完全等同于大学间的基本实力较量。因此,推进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转的理性框架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权力、资源、竞争这三者间的内在关系。

卡珊德拉:特洛伊的“疯女人”

《卡珊德拉》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新读解和改写西方传统经典文本的一个范例。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从"女性书写"的视角出发,借用卡珊德拉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后现代的神话世界。沃尔夫在小说中揭示了卡珊德拉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时的困惑,揭示了女性声音遭到压抑而产生的疏离感和挫败感,揭示了个体在自我认知的艰难旅途中保持道德良知与肩负社会责任的矛盾与冲突。沃尔夫借古讽今、对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进行了冷静的反思,抨击了西方男性理性权力话语中所隐含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欲望。

试析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源和动力机制

对于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源和动力机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是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源,以黑格尔等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权力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现代社会,以福柯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资本逻辑主导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带来这一科学认识的是马克思。

论生活的艺术化——谈福柯的美学伦理学

本文通过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各样具体的理性———权力形式的不合理性揭示,尤其是现代社会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形态各异的规范、技术体系和细则等是如何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没有灵性的格式化、标准化的“单面”主体的批判,从而消解抽象理性自我的概念,寻找一种新的技术去合理地运用理性,构造和创立自身的主体性,过一种丰富多彩、艺术化的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应是独特的、本土化的。

浅谈中国法治建设四条主线的认识

十八大报告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表明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不可逆转，也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从人治和法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权和私权，及从“法制”过渡到“法治”四个方面阐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论权力的义务性

权力的义务性是指在权力的内在属性中包含着义务性质和意蕴的规范指向与功能。权力从证成、起源、运行、发展以及监督等全周期都要受到义务性意蕴的规范评价与价值衡量。权力的义务性是一个概括的、笼统的且具有整体性的命题,其实现的路径主要表现为观念意义上的依赖。权力的义务性对标的是个体对公民权利的合理预期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审视,法治思维的融入和公民权利期待的应允则构成了权力的义务性之价值依系。权力的义务性指向了权力理性的基本事项维度,借助于权力理性的中介,权力的义务性同时作为证成和维系国家理性的重要概念。权力的义务性意味着权力的规范行使、理性行使、合法行使、有序行使。强调权力的义务性是为了强化权力概念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进而达至权力理性、国家理性之实现,最终推动公民与政府、私权与公权的同频共振。在一个崇尚民主与法治、尊重自由与人权的国度,提倡权力的义务性概念,其根本价值在于重申对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有效保障,彰显国家理性和权力理性之价值,再造公民理性、权力理性与国家理性关系之多元整合。

Asymmetry Is Itself Symmetry： The Dilemma of Rationality-Power Relationship

Bent Flyvbjerg＇s research reveals a context dependent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power, causing the so-called illegitimate rationalization to affec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power by following Russell＇s philosophy and logic.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a 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an asymmetrical relation. Any study suggesting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power may not be able to explain the relational dynamics of the two terms, By questioning the rationality-power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the paper stresses the need to define the degree of asymmetry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power. The paper suggests a need for better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ty-power relations for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论《麦克白》中的权力更迭方式及君主制政治伦理的特点

《麦克白》剧中的政治力量既展示了君主制政体之下权力更迭的三种方式,同时也体现了君主制政治伦理的三个特点,即世袭性、民主倾向与神权色彩。本文将结合政治伦理学的基本概念,通过细读文本,深入分析这三种权力更迭的方式与君主制政治伦理的三个特点及其体现的权力合理性,并结合当时英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简要评论莎士比亚对英国君主制政治伦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