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社会化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 ,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 ,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 ,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 ,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 ,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

论当代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政府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过程,它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变更的历史趋势和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价值,又具有民主政治的意义。然而,在当代中国,它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或曰障碍。因而它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与目标。

行政权力社会探讨

经历了夏、商、周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以后,我国才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社会。在行政权力社会中,行政权力是至上的权力,是全能的,行政隶属关系居社会关系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社会分层、社会等级以掌握行政权力的社会集团为座标。行政权力社会是人治的、君主专制的社会。从我国传统社会来看,行政权力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是:以庞大的、日益完备的行政权力机构系统为组织基础;以父权家长制的家族组织为社会基础;以封建礼教和个人迷信为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以小农经济为物质、经济基础;以城市辐射农村为权力行使渠道;以弛张结合、刚柔并济为手段。行政权力社会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往往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按自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发展。因此,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治的行政权力社会必然被法治的民主社会所取代。当然,只要存在国家,即使民主社会中也继续存在行政权力,但它是建立在民主的社会基础之上,受人民监督、控制的权力。

论当代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政府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过程 ,它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变更的历史趋势和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 ,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价值 ,又具有民主政治的意义。然而 ,在当代中国 ,它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或曰障碍。

从权力社会到政治社会:可能性及其限度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政治权力,但未必都是权力社会,只有把权力确立为社会最核心的力量时,才可能成为权力社会。权力社会也并不意味着是最无正义原则的社会形态,只有把权力视为和作为权力拥有者获取最大化利益、实施没有限度的支配行为的工具时,才是最没有正义原则的社会,才是典型的权力社会。没有限度和限制的权力,会把政治视为权力的工具,借助在他们看来是正确和正当的意识形态贯彻权力者自身的意志,国家意志只是他们假借的工具和名义。而在一个以公共善为目的的社会,政治权力被置于政治的框架内,借助正义而有效的政治观念、制度和体制来合理地分割权力、正当地使用权力。由权力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型须具备三个严格条件,即政治精英的自觉、一般民众的觉醒、传播媒介的发达。这种转型并非是三个要素的机械并置,简单相加,而是相互嵌入,以媒体为中介、以观念为引领、以制度作范导、以体制作保障,在政党与公民之间构成一个良性的双向互逆结构。只有在国家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一种充分且公开运用理性以追求公共善、表达公共意志的政治社会才有可能。

僭越惩罚的结构:局部反抗与美学救赎——福柯权力社会理论研究

福柯微观权力技术学通过谱系学地考察惩罚结构的更迭,呈现权力结构的历时性变迁,构建了新型的权力社会理论。通过对权力与权力主体异化关系的批判揭示现代规驯权力对人的奴役控制,通过批判现代匿名权力的统治揭示民主程序与规范秩序的规驯本质。面对现代规驯社会"主体化"控制的扩散,福柯将主体解放的路径诉诸于局部抵抗与生存美学。

赣商,权力社会的标本

传统赣商作为中国帝国制度下一个商帮的活标本，与帝国制度一道，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而当代赣商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商业能力，在于作为一个商人的群体，他们发展现代商会可资吸取的精神资源在哪儿？

经济法框架下的国家权力社会经济权力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向国家社会的发展中伴随着社会权力向国家权力的演变。但是,在国家权力取代社会权力而对社会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的同时,社会权力又有很大保留。作为社会权力中的社会经济权力在法律层面上就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社会经济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不同质性。国家在保护阶级利益的同时,维护确认了部分社会利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社会经济权利。

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及数字立法范式转变

自创生系统论指出,社会公权力具有主体的社会性、内容的公共性、来源的事实性,并为数字立法范式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具有利维坦式权力风险,数据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在于数据成为形构数字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风险探究与本质考察发现,除具备工业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一般特质外,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还具有权力产生上的数据化,权力表现形式上的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权力运行方式上的监视性与规训性之特点。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规制还是要回到自创生系统论的思路,根据其上述特点,推动数字立法范式的转变。

从知识社会学、权力社会学到空间社会哲学——以“空间—知识—权力”为轴心的考察

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空间—知识—权力”这个三角轴心结构亦逐渐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域。知识社会学将知识作为启蒙的科学,从将知识当作客观世界的精确表象逐渐转向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权力社会学指认知识与权力达成共谋、形成共轭结构,权力与知识是一种内生关系,此内生关系是通过无始无终的网络状的话语实践而实现的。由此,“权力—知识”的二重性关系得到普遍关注。但是,唯有将空间纳入“权力—知识”的二重性关系中,才能阐明“空间—知识—权力”共轭结构中隐秘机制的三重辩证关系。无论形而上学的先验直观形式论,还是实证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不能给予此问题有效解答。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将超验的先验直观形式的空间颠倒为“社会历史先验”的生产结果才能给予“空间—知识—权力”以科学辩证的理解。空间被资本主义的抽象机制消解了其使用价值的具体差异属性,从而被还原为可等价交换的抽象空间。先验知识条件的结构化“前知识”实质上是抽象空间生产知识或表象体系的前置,导致了关于知识的前意识空间形式幻象,并获得独立的神秘外观。通过空间社会哲学视角,便能解释权力通过空间对人的思维认知(知识)与行为产生深层支配的微观实现机制。这不仅对我们批判空间拜物教具有重要的社会认识论价值,而且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哲学,促进社会主义差异性空间实践都具有启示意义。

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的生成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应急志愿组织在实践中产生的乱象和争议,是其权责界限模糊导致的必然后果,有必要在法治层面完成应急志愿组织社会公权力构建,将其活动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生成的固有权模式、国家授权模式和契约论模式存在局限性,应从国家和社会共同在场的治理结构出发,以社会的自发构建和经国家承认并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授权模式为基础构建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通过国家层面制度结构的赋权和社会层面社会信任的构建,实现对应急志愿组织的“复合授权”,使其更加规范有序地参与到应急治理体系之中。

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社会公权力说”的提出与证成

传统的“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二元结构使得学界未能从教育惩戒的生成逻辑与法律关系特征出发来探讨教师教育惩戒的法律性质。教育惩戒规则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进一步加深了“权力说”“权利说”“双重说”与“复合说”的理论之争。然循法理分析,各说均体现了教师因特定职业身份行使教育惩戒、实施教育惩戒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两大共识。将教育惩戒界定为教师因承担教育义务而享有的社会公权力,既遵循了各说坚持的基本共识,解决了“权力说”与“权利说”存在的学理论证漏洞,也符合既有立法价值取向,契合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理念。同时,从学校教育惩戒与教师教育惩戒的衔接、校纪校规对教育惩戒的细化、教师权益保护以及教师教育惩戒行为入法4方面进一步回应了教育惩戒规则的实践需求。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社会权力理论框架的确立

马克思将社会权力理解为来自于客观社会生活领域中人对于人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青年马克思以私有财产的社会统治为核心线索,不断加深对人类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并逐渐确立社会权力思想的理论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异化劳动为线索阐述了社会权力理论的动态结构,并且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出发,将社会权力理解为人类劳动对异己社会力量的不断创造和扬弃的过程。这一逻辑框架贯穿于马克思日后成熟时期的著作之中,并在马克思的历史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展开。

空间叙事视阈下《悲情三角》对社会权力模型的建构

空间叙事作为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引人关注。尤其在电影研究中,因为电影艺术自身的特殊属性,空间的建构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更显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以近年上映的电影《悲情三角》为例,通过观察电影中建构起来的空间以及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文本中相对典型的空间叙事方法和策略,来讨论空间叙事对于电影文本的重要意义。

《权力社会学》序言

大量边缘科学、交叉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新特点。这有助于相互联系地深入探索特定领域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人们充分利用这些规律来造福人类。权力社会学就是60年代刚在西方出现、70年代在西欧北美迅速发展、80年代才独立成长的一门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它既是从权力角度研究社会,又是从社会角度研究权力,是权力学、主要是政治权力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娇子。

货币理论视角下的金融资本主义货币权力运行逻辑

只有将人类社会看做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有机体时,才能冲破物化意识的迷障,还原资本主义社会原貌。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看来,货币记录了人类的价值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中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的条件下,金融资本通过手中大量货币得以随意置换一切社会资源,实现了对社会权力的垄断,从而形成对于社会的绝对统治。

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19世纪初“大海盗”蔡牵为中心的考察

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社会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在王朝的政治权力话语中,并没有海洋社会的概念,官府把失去控制的海洋社会群体指为海盗,而海盗的行为则被民间和部分海商所接受,成为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民间的海洋"违法"行为在官方可控的范围之内,海洋社会秩序就处于平衡与和谐状态,反之,社会将产生激烈的震荡与分裂。19世纪初,"大海盗"蔡牵所代表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及其控制海域的行为,正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对这一问题的二重表达。

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