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策略选择：一个权力网络的分析视角

本文在权力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东南沙石化项目为例,分析案例体现的政府权力结构。分别观测截面的府际权、利关系和历时的政府代际关系,提出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行动,不仅是基于当前组织的内外环境,权衡利弊的理性选择,而且是政府"代际"变更过程中策略性地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张牌的权术使然。以"策略三角"作为检测技术,有助于政府降低策略风险,实现向现代行政模式的转变。

权力网络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将影响力从权力概念中剥离开来,它最显著的内涵就是非强制性。将曼纽尔·卡斯特的权力网络理论引入国际传播影响力研究中,审视产生于传播结构中的四种权力——连入权力、连出权力、网络权力和组网权力,为我们观察影响力的行使和效果带来新的视野。

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

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

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家族化村落中的权力网络与权力控制——以纠纷解决为例

在家族化的村落中,家族是村落秩序中的核心结构。通过与他姓家庭联姻以及家族之间相互建立姻亲关系,形成一个以血缘、亲缘为主的家族权力网络。家族对村落的权力支配在纠纷解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平时难以显现的权力在纠纷中以策略化的方式实现控制。可以说,家族与村落秩序之间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家族建构了村落秩序之同时,又实现了村落社会的家族治理。

中间权力网络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

中间权力网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基础。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绩效存在差异性,东部和北部边疆在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上都强于西部和南部边疆。边疆治理差异的产生,源于权利型、权力型和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在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不同分布。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发展、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转型和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分化。

多重权力网络下的秘密组织——以抗战时期山西秘密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是秘密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在战争的影响下,秘密组织勃兴,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影响秘密组织的发展,在这几种力量的推动下,秘密组织出现了急剧分化、组合。中共以争取抗战为宗旨,以团结为主、取缔为辅的方针对秘密组织进行改造。阎锡山则利用了帮会的形式,改造其内容,进而使其成为阎的私人武装。日军以"以华制华"为方针,对秘密组织进行利用。抗战时期山西秘密组织分化、组合正是当时中国秘密组织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个基层社区的隐性权力网络与社会结构

本文主要考察了一个小城镇中在正式权力体系与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个体之间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的特点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种隐性权力网络主要有四种类型 :为营造社会资本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进行寻租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角色形象扩散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垄断知识和话语权力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各种类型的隐性权力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结构。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的悖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理论逻辑出发

所谓"政权扩张的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内卷化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本文认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逻辑出发,关键在于给予民众民主权利,通过民主,至少是部分的民主自治来解决地方政权经纪化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往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如何迈出这一步,不仅对学者是一种考验,同样也考验着执政者。

城市群经济网络空间结构特征与权力时空演变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5-2019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6市经济网络空间结构和时空演变特征进行考察后发现:(1)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中东部比较密集,西部相对较为稀疏的分布格局;(2)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各核心节点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不断增强;(3)核心区呈扩大态势,边缘区呈缩小态势,区域发展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缓和”的态势;(4)总体权力朝着不均衡方向发展,济南、青岛市核心地位稳定且权力值远高于其他城市。

环境不确定性与网络权力组态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项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

文章以15家企业为案例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环境与权力两个层面的5个条件的组态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驱动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一的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或者网络权力因素无法有效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需要两种因素相互间的联动匹配共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2)存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3条路径;(3)产生非高技术创新绩效的路径有1条,并且与导致高技术创新绩效的3条路径不是相互对立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从环境不确定性和网络权力的视角出发,为企业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绩效提供实践上的启示。

印度海洋战略外交新动向:寻求网络性权力的实践

本文从国际实践理论视角解读了印度海洋战略外交新动向,重点探析了印度积极寻求网络性权力的实践。印度海洋战略外交寻求网络性权力实践的类型多样,包含主导型、互惠型、参与型三种不同的网络性权力,其成效各异。近十年来,印度寻求网络性权力的海洋战略外交进程呈现新特征,如重视构建以“海域态势感知”为核心的情报与信息共享网络以及重视参与构建各类“印太”小多边网络等。总体来看,这些实践是印度基于若干新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动,不仅受到印度(施动者)自身因素影响,也受到结构因素影响。网络性权力的特殊性在助力印度增强海洋领域的实力和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包括帮助印度更好地开展各类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交换等。印度对网络性权力的偏好正日益增强,但自身实力不足以及网络兼容问题等因素决定了印度通过海洋战略外交能获取的网络性权力是有限度的,其类型选择也更多为“参与型”或“互惠型”而非“主导型”。在“印太”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网络中印度的相关实践与其他行为者的实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对中国的复杂影响值得关注。

元宇宙的社会潜能和变革性影响--从网络权力的维度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全面铺开,元宇宙正由科幻走向现实,开始被定位为网络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并被赋予了一系列社会意义和未来想象。从网络权力的维度“窥一斑而见全豹”,能够看出元宇宙社会层面的潜能和由此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在元宇宙社会中,Web2.0时代网络权力的现实困境将被化解,卡斯特式的网络权力将有机会成为现实。赋权和去中心化技术,将成为网络权力实现的技术驱动力;感性共创的普通网民共同体,将化身为网络权力主体;分布式决策的自治组织,将成为网络权力的组织支撑。普通网民将在自主自发的互动中,重新定义和建构权力,进而集聚产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创造出元宇宙社会崭新的权力格局。

网络平台权力的异化风险与规制方案

网络平台因资源和地位上的非对等性,产生了管理用户的“准立法权”、“准执法权”和“准司法权”等权力,但权力的异化逐渐偏离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价值预设,造成对自由、公正、中立等法律价值的冲击,给网络平台权力异化风险规制带来新的挑战。为此需要构建网络平台“准立法权”补足的沟通商谈机制,完善网络平台“准执法权”运行的程序性规范,建立裁判中立的“众议式”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更好规制网络平台权力的异化风险。

文化、权力网络中权利诉求的实践与表达——若干司法文本的解读尝试

在传统社会中,权利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以关系化、非形式化、模糊性和弥散性状态存在;离开了关系个人可能就丧失了其在社会中的定位,权利也可能处于悬置状态。个人的权利诉求是在关系、文化、权力的网络中提出的,并由此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家在回应个人的权利诉求的时候是在文化、法律、传统、常识、习惯等多个层面上进行的。中国社会从近代开始转型,但就权利的存在状况而言,传统的“关系”框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权利依然被编织在文化、权力、社会关系、语言的复杂的网络之中;权利的实践和表达在受前述因素制约的同时又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个人在认同国家法的同时,总是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中寻找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犯罪、地方司法与社会权力网络——以伯爵科恩堂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伯爵科恩堂区,村民基于多种交往形式而形成互惠关系,这造就一个复杂的社会权力网络,其中既有处于权力核心圈的中等阶层与社会边缘群体,也有“第三群体”,他们会有不同的司法境遇。一名违法者从违法到真正被贴上污名的标签而受到惩治,同时在司法档案中留下记录,这中间蕴含多方力量的权力博弈。伯爵科恩堂区的例子显示出,英格兰乡村犯罪惩治具有“近代早期性”。一方面,犯罪惩治的矛头已经指向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乡村中远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当时的地方司法运作还远没有促成一个“犯罪阶级”的形成。当时英格兰国家法律受制于基层微观政治,这使得每个地方形成一种权力格局,而这一格局是由当地社会权力网络决定的。国家法律已经对各种犯罪做出界定,但在法律执行阶段,乡村社会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网络结构、网络权力与合作行为——基于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支持网络的微观证据

在企业网络化合作实践中,权力如何配置会对合作企业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这是决定网络组织运行效率与治理绩效的关键问题。本文遵循结构决定权力、权力影响行为的逻辑思路,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层次分析,提出了一个描述各变量路径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单一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并对网络权力配置进行量化识别,进而对各结点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研究发现,中心性越高、自赖性越强、认知性越准、不可替代性越显著的核心结点权力越大,充当结构洞"桥"角色的结点权力较大;权力越大的结点行为自由度越大、行为空间越大,越倾向于维护权力,而权力越小的结点"受制于人"现象越明显、越倾向于改变现状;结点可通过提高自赖程度、培育社会资本、强化比较优势等途径实现网络权力重配,以提升自身权力。本文结论对理解网络权力配置与合作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高网络组织运行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

网络权力是企业网络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探讨了在中国集群情境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与之合作的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引入关系资本,探究其调节效应。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对238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核心企业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均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此外,关系资本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