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制衡:马克思人本理论视域下的权力良知去蔽机制

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出发,权力良知理论探索实现社会监督、治理权力失范和异化问题的非政治路径。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经福柯的多重权力关系理论可以化约为人的权力关系总和本质。这一总和结构中交织叠加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精神文化权力。作为政治权力公共性呈现的伦理表征,权力良知是权力关系的总和结构由不均衡向均衡质态的飞跃过程。相应地,权力良知遭遇遮蔽,是相关共同体中诸种权力形态力量失衡的结果:他权力不能有效节制政治权力,反而借助权力关系总和这一关联形式消解政治权力的自我制约。因而,在权力关系的总和结构中,三种基本权力相互关联、较力内生出的政治权力主体优化、客体主体化与诸种权力预期比较的自然制衡机制,构成权力良知去蔽化的基本图式。

权力良知:概念、演进和实现

概念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起点。权力良知存在现实样态,有其量的阈值,为公或权力的非异化是其质性规定。公权力主体关于权力良知的理念诉求有虚有实;一定时期的实际状况同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联系,也是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沉淀并内嵌于治理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结果。马克思唯物史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加尔布雷思关于权力来源——人格、财产和组织——主导地位的更迭,都内蕴着行政权力良知实存形态的历史演进。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诸如仁政、行政道德等概念,一直遭遇现代制度理念的排斥。权力良知思想和理论框架可以推进制度理念与非制度理念在权力场域的汇聚、对话与相谐。人类主要从绝对善和相对善两种机制探索权力良知的发展与实现。

权力良知视阈下沂蒙精神的形成逻辑

沂蒙精神的形成有赖于地理环境禀赋与文化要素源流,更是独特政治资源集中之结晶。今人眼里的红色文化集聚区,恰恰是时人面前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政治核心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红色权力充当了下层自然社会组织化或政治化的一种动力形式,也构成了沂蒙精神形成的内在主线。特定时代背景下政治正确、权责统一的权力良知重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特定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对集体主义权力良知的自觉呼应和价值取向。沂蒙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地位为沂蒙精神形成夯实了组织基础;中共战略选择的正确性为沂蒙精神形成指出了光明政治前景;党政军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则为沂蒙精神形成凝聚了向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