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布局调整视角下的校长权力诉求

在中小学布局调整中,校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学校长权力的缺失,给学校布局调整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本文分析了校长权力缺失的原因及其对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利影响以及合理化的建议。

教师课程权力的权力“诉求”与“应求”

目前有关教师课程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参与课程权力运作中的权利保障或专业能力等领域,却忽视了最终真正影响教师课程权力执行效能的并不是教师在课程权力运作中被制度性赋予的权利或教师执行权力的能力,而是教师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所争取到的包含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在内的综合性权力。因此,对教师课程权力执行效能低下的归因,不应将矛头指向"权利"诉求亦或是"能力"诉求,而应转向对"权力"的诉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教师课程权力的运作效能。

高职院校学术权力的困境、诉求与发展

因政府整体设计和强力推动发展起来的高职教育受到更多行政力量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术权力系统存在学术组织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行政权力越位等问题,这与高职院校的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教师群体专业成长不足、以专业知识＂垄断＂为基础的专业优势和学术实力尚未形成等因素有关。高职院校学术权力的诉求主要表现在学校层面对办学自主权的要求、教师群体对学校学术事务管理权的要求以及个体层面对学术自由的要求。要发展高职院校的学术权力,须从深入研究和遵循高职教育的科学规律、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唤醒高职院校教师群体的学术自由意识与维权意识、建立完备的学术组织和运行体系、增进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等方面入手。

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与农民阶层的权利诉求

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各项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宪政作为制度保障。保障农民阶层权利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宪政的基本要求,然而宪政在保障政治文明价值目标实现中却存在不少弊端,导致农民阶层一些权利的缺失,应充实宪法保障的相关内容,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农民阶层各项权利的有效实现。

华裔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误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华裔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势头可谓锐不可挡。综观其生成背景、作品内容及批评研究,不难发现其一显著特点:浓厚的族裔意识、权力诉求。从华裔的生存空间、华裔与美国主流的关系、甚至中美关系的视角来看,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考察,过分强调权力关系、族裔利益而忽视艺术审美和普遍人文关怀无疑是华裔文学的致命伤。

探析德国绿党的“变脸”

作为社会运动产物的德国绿党带着"绿色面纱",怀揣哲学式的理想,坚持以生态优先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主张;后却逐渐走向了通往权力的道路,终折服于政治学式的现实,对自身的纲领和政策不断作出调整和完善的背后展现的是政党权力诉求的逻辑。德国绿党这两张面孔的变换在本国以及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引起了一系列效应,而且这种影响场域也伴随着绿党的发展、成熟与完善,从力量,到秩序,再到文明,层层深入,甚至会成为文明冲突的缓冲带。

中产阶层的宪政分析

中产阶层产权是保护诉求的核心阶层，是维权的中间力量，是宪政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在现实矛盾面前，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民众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诉求非常强烈。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中产阶层是一群有知识．有影响力，有公民意识的人群，他们表达权力诉求的方式不是自焚、伤人，而是上访、上书、诉讼、选举，以温和而有理性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

“尴尬”的女性艺术

实际上这几年女性艺术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口号响亮,具有强烈的理想、激情与反叛精神。艺术界较少提及女性艺术,原因在于女性艺术给大众的印象是一个充满权力诉求的、具有相对性的矛盾概念,人们对女性艺术的回避似乎是在回避一个相对局限的问题,从而在讨论当代艺术时能以一个游刃有余的姿态从容进行。而女性艺术家一方面需要借助女性艺术的平台展示自身,又极力回避其创作动机、观念与女性艺术的关联。

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审视及其实现路径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对现代大学人才培养本质职能的回应,也是维护学生权力诉求、促进大学治理结构日臻完善的必然要求.一、学生权力的基本内涵阐述(一)学生权力的概念解析与基本特征.第一,权力的定义探讨。探讨学生权力的内涵,不可绕过其逻辑属概念——“权力”.第二,学生权力的定义与特征.

今日之传记:“传记转向”时代的个体力量

当汉密尔顿的好友汉斯·仁德士(Hans Renders)在主编的《传记转向》(2017年)一书导论中回溯"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2]一词的来历时,似乎并未留意到老友奈杰尔在其10年之前已经留意并使用了这一术语,虽然还只是在注释中对其他学者观点的"征用";[3]事实上,如果进一步追索的话,我们会发现,早在1999年于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传记大会"上,更广义的"传记转向"观念(Auto/Biographical Turn)已然成为全球与会者(当时只有南美没有代表参加)的共识和信念。[4]汉密尔顿在《传记简史》中阐发的传记的"成熟""西方文化的前沿""与虚构小说互换位置"等表述其实就是他眼中传记"转向"的切实表征,"民主""个体""自我""权力诉求"则是"转向"背后的根本动力,而他毕生持之以恒的传记写作、教学与研究无疑便是推动传记转向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