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领导行为通过降低下属亲近意愿引发领导孤独感

孤独体验已成为职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员工而较少关注领导群体的孤独感。结合威权领导力和孤独感相关文献,探讨威权领导行为对领导孤独感的影响机制,并探索团队权力距离氛围的调节效应。一项预研究、两项情景实验和一项三时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威权领导行为负向影响下属亲近意愿,进而引发领导孤独感;团队权力距离氛围削弱威权领导行为对下属亲近意愿的负向效应,并调节威权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亲近意愿对领导孤独感的中介效应。

服务型领导会影响酒店员工的品牌公民行为吗?——一个跨层级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文章分析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以员工的组织认同和关系认同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同时检验了权力距离氛围作为情境变量发挥的作用。采用配对样本的方式对12家澳门、珠海高星级酒店的一线管理者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应用阶层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的品牌公民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关系认同感产在服务型领导和品牌公民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权力距离氛围对服务型领导风格和组织认同、关系认同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

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的产生机制

相对于个人偏差行为,整个团队集体发生的组织偏差行为的后果对组织破坏性要严重得多。探讨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该行为是为了整个团队的现时利益,而由整个团队实施或认可的一种组织偏差行为。为了检验组织中的这种群体偏差行为构念的有效性,在研究1中对90位MBA和EMBA学生进行访谈,获得描述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的题项,并通过三阶段的题项筛选过程,进一步选取量表题项,对100位团队领导进行调查,发展了一个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量表,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验证。借用社会学习理论及其道德疏离观点,提出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的产生机制模型,即非道德型领导通过团队道德疏离的中介作用,对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团队权力距离氛围正向调节非道德型领导对团队道德疏离的影响。为了验证该模型,通过研究2对12家公司的218位团队领导及其806位下属进行纵向调查研究,对模型中中介、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组织控制系统的作用,非道德型领导仍然会通过团队道德疏离对团队群体性组织偏差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会随着团队中的权力距离氛围的增强而进一步加强。提出团队层面的组织偏差行为构念,并对其产生机制进行探讨,有利于深化组织偏差行为领域在团队层面的研究,也有助于管理者有效地发现、评估和降低该群体行为。

见贤思齐:领导创造力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机制

以往研究关注领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而忽视了领导自身的创造力对下属创造力的重要作用。依据社会学习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阐述了领导创造力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机制,检验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权力距离氛围与组织创造力支持感的调节作用。基于448份企业主管—下属配对样本(93个团队,448个员工),采用多层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领导创造力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领导创造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团队权力距离氛围对领导创造力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组织创造力支持感正向调节了角色宽度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即组织创造力支持感越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