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的身体权力:王小波文学中的女性身体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总是那么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自由乐观,其以女性身体作为切口,以身体权力场景作为切换,以一种不寻常的写作手法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但又不能言说的事情,描写了王二与三位女性不同的相处模式,女性形象鲜明,并能感觉到女性身体权力在其中的流变,突出了王小波独特的女性身体权力观点。

凝视与想象——鲁迅小说身体诗学论

鲁迅小说身体诗学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拟实呈现,述说的不只是身体本身的故事,更是一种以想象中国的方式,让身体承载改造民族国家的欲念,为人类寻找光明之所在。我们经由身体探究鲁迅作品的叙事,试图从其作品中的自然身体、权力身体与开放身体去探析国民身体如何在鲁迅笔下展演成民族国家的建构。鲁迅以独特的心理感知与生存体验进行创作,体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与思考,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深刻省察和触及灵魂的深入剖析。

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莫言和耶利内克女性身体叙写的对比——以《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为例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在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中均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叙写女性的身体。论文试图拓展分析两部文本中女性身体的维度，从福柯权力和身体关系的论述以及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概念出发，对两部小说中女性身体和权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比较，探究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体叙写的双重隐喻，解读莫言和耶利内克赋予女性身体叙写的升华意义。

基于微观权力学的教师生存状态论析

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微观权力以其独特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打开了解释教师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另一扇大门。微观权力关注发生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运作的载体,如知识、话语、身体、主体等。微观权力因为自身的运作特点而具有非中心、生产性、创造性、隐匿性等特征。从微观权力的角度来分析教师的生存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教师身体权力的规训程度越来越大、教师知识权力的"工具性"特征突出和教师主体权力的"缺失"。因此,教师要在身体、知识、主体等层面做出合理的调适。

社会、文化与身体

身体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嵌入在意义的结构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形塑,从而其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在这一问题上,莫斯、玛丽.道格拉斯、福柯的"身体"观最具影响力。莫斯提出了"身体技术"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理论运用在其仪式研究中,提出了"两个身体"观———"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来剖析人的身体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并进而发展出了"格栅———群体"理论。福柯则在身体研究中引入了"权力"的概念,建立了身体政治学的理念,突出了社会尤其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我国的身体研究相对冷僻,并未形成有我国特色的"身体"理论,而实际上身体研究对于我国传统社会及当代社会而言都极具现实意义而理应得到重视。

《道格拉斯自述》:双声身体叙事研究

受身体转向的文化潮流影响,本文从身体视角探讨《道格拉斯自述》,将福柯的权力规训思想,德勒兹的游牧、生成概念引入讨论,提出奴隶叙事是双声身体叙事。奴隶之身虽是凌辱、虐待对象,也是争取自由的力量源泉;奴隶身体既是政治权力施展的场域,更是生命、欲望展现的舞台;奴隶身体同时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权力对身体的铭写与尼采、德勒兹所说的身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与生成性。这一双声身体叙事以三部曲方式再现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奴役与抵御奴役、规训与抵御规训、身心威慑与身体游牧的关系,表现了奴隶在权力方不同形式的压迫下以不同方式争取自由的过程,突出了奴隶追求自由的主题。

格里高尔的“抽象的法”:重读《变形记》

本文从生命政治角度揭示《变形记》的核心问题。格里高尔的失败在于错误理解了"法"的本质,他在"抽象的法"的诱惑下,试图逃离社会和家庭责任。而卡夫卡的"法"实际上和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生活/生命的第一要求是留在系统之内却能抵抗系统规训,切实承担交流责任成为个体解放的关键。在此框架内,本文试图重新解释《变形记》研究中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

帝、巫同在:商代的行巫与舞蹈——中国先秦时期的巫与舞之新考论(二)

巫在商代殷墟甲骨文中,以神鬼的面貌出现,而“■”和“■”为甲骨文中特有的合文。行巫——跳巫的甲骨字形的创造,既表达了殷商巫舞的形态意义,又表达了巫舞的社会意义。这表明了,殷人的巫、行巫和跳巫,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社会性的巫、行巫与跳巫。商代的跳巫——行巫时的舞蹈,是殷商王朝神权与王权统一的代表与标志。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巫在商代,既不可能在大规模的祭祀仪式中以群舞者的身份参与,只能以领舞者的身份存在;又不可能为祈雨被暴或被焚;更不可能成为“恒舞于宫”的商王朝的专职“娱人”舞人。在商代,跳巫的特殊性在于,其是神、人、鬼之间的三位一体,是天、人、地之间的三位一体,是帝、人、王之间的三位一体。作为特殊的女性,巫以中国早期奴隶制最后的女性特权,躲在奢华的面具背后,以身体的动作,进行着神界与人界的通道联系。这是身体权力在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可以这样说,跳巫是商代王权的权力之一,它是商代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身体权力表达;我们更可以这样说,跳巫是商代舞蹈中的一种具有权力生产的舞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