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反思

权力转向论本身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也有很多的例外、漏洞和很强的负面效应。本文从权力决定论、杂合论的困境、二元对立、权力差异与文化平等之间的悖论等方面着重反思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权力转向——从文学阐释到视觉快感

不同的媒介造就了不同的权力形态。在印刷时代,文学作为主要的文化载体,通过建立超乎身体的宏大思想,通过各种制造"深度"的技术,通过某种制造"相信"的实践来实现权力功能,所有这些都依靠"阐释"来实现。到了图像时代,通过身体的苏醒,通过技术特有的"深度",通过怀疑的力量来实现权力功能,所有这些都依靠快感来实现。权力实现的实践经历了从阐释到快感的转换。

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权力转向与实践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批评模式发生了权力转向。在文学批评的理论背景上，人们不满足于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完成了由内向外的权力转向，带动了文学经典的重建；在文学批评的解读方式上，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转向“读者中心”，实现了从独白到对话的现代转向，让误读走上正轨，拓宽了文本意义阐释之门；在文学批评的社会效能上，因交流手段的变向引发了精神维度的转变，使平面化了的现代人又重新立体起来。

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翻译研究的一部力作《翻译与权力》

根茨勒与铁木志科于2002年出版了由二人编辑并撰写序言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与权力》。它试图宣告翻译学界"权力转向"时代的到来。作者研读此书后深有感触,对当下研究中翻译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作了一些总结和思考。

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回顾与阐发

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是对语文学研究范式的否定,文化转向又是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否定,但"权力"转向在本质上却不是对其之前研究范式的否定,而只是一种研究重点的转向,是文化转向的延续与发展。虽然"权力"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翻译中的"权力"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外表述模糊,在国内存在误解。为澄清这一问题,本文对"权力"进行了探讨,指出翻译中的"权力"不是有些中国翻译学者所理解的"制约翻译活动的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只有循着福柯"权力"分析的斗争—压制图式,才能正确理解翻译中的"权力",合理解释与"权力"相关的种种翻译现象。

权力转向后理论视角下老舍作品翻译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被国外选择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此外，老舍的文学作品翻译还具有许多的特殊现象，基于此，本文对权力转向后理论视角下老舍作品翻译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论翻译与权力

翻译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尽管复杂,但主要呈三种形式:(1)权力下的翻译,即翻译受各种权力的操控;(2)翻译的权力,即翻译的影响、价值与功用;(3)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即译者与作者、原文及译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翻译与权力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其研究热潮甚至被谓为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有着开拓翻译研究新视野和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深刻意义。

论公共权力的回归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权力产生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职能由统治转向管理再到服务。私有制社会中公共权力履行的是统治职能,完全掌控在统治阶级手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出现了公共权力在异化中回归的趋势,无产阶级获得一定的权力。而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控权完全转向人民,其职能主要是服务。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核心本质就是公共权力服务为民、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

编后记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西方人文学科正在发生着另一场深刻的转变。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西方文论粗略地看作是语言论转向的成果,那么,我们可以把西方文论正在进行中的转变称为非再现转向。西方文论的问题意识从语言、符号、意指、系统、再现/表征、权力转向身体、生理、情感、物、动物、后人类这些非再现或者超越再现的方面。这一辑《文化与诗学》的主旨就是介绍、研究、回应西方文论非再现转向中的一些问题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