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行方式的演变与制度创新

我国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中显现出较低的遵从度,有些规制在增加其“硬”度的同时又加大了执法力度的前提下,其遵从度较低的现象依然如旧,如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等。本文拟从制度中权力作用的两种方式——“线式”与“循环式”的比较及其历史变迁分析出发对制度遵从度较低的现象进行研究,以期找出我国制度制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初步的解决思路。

县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问题、成因与对策

处于县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县委书记的权力运行与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县委书记的权力具体运作方式与法律文本规定的差异较大，可归结为一种“弹性模量定律”（以下简称“弹性定律”）。这种权力运行方式，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党纪国法，需要加以认真审视。

论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

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认为非典疫情虽然直接危及的是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挑战的对象则是我国政治体系的公共管理职能、权力运行方式、社会动员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等。正是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治获得了相应的进步。因此,如果说非典事件对我国经济影响在结果上主要是负面的话,那么其对政治的影响在结果上则主要是正面的。其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疫情危机直接调动了政治体系潜在的一系列制度资源:如政务信息公开、责任刚性、公共管理规范化等;这些制度资源在社会常态条件下是难以显现的;二是已调动的政治资源向社会常态管理领域的拓展;三是造成疫情蔓延的政治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警示作用。

论现代政府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工商部门职能定位

现代政府制度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尚属新兴概念,以现代政府制度理论考察工商部门的职能定位,是一种有益探索。针对工商职能定位的三个突出问题,沈亚平等同志的文章《论现代政府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工商部门职能定位》不仅论证了现代政府制度理论在分析工商职能方面的适用性,而且框定了核心职能与非核心职能、监管和服务等几种重要关系,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思考。

近30年来关于“新权威主义”思潮的研究述评

目前,新权威主义思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权威主义"成为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主题。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权威主义"思潮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依然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新权威主义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提倡还是必须摒弃,成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是对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新权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研究,梳理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现代化治理的视角看机构改革

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种治理理念，更是一整套制度体系，在机构改革上具体体现为机构设置和职能的配置，涉及权力运行方式、政府规模大小、编制等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幅度等要害问题。政府机构设置和相应的人员等资源配置，如何才算符合现代化治理要求，并无一定之规，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监管等职能的加强，编制等资源向相关部门的倾斜是很自然的事情。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辛鸣2010年9月27日在《学习时报》上载文《以务实的态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适应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题。一是要把保障权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从表面上看，政治体制是一个社会的权力运行方式，但在这表象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更为深层的是对社会群体权利的界定与保障。

简论江泽民政治文明思想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概念,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更充分地体现出政治文明巨大的功能作用:政治文明是强党廉政的砝码,是育民固本的良方,是富民兴国的法宝,是联友制敌的武器。新时期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应着重于权力运行方式的法治化,着力于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着眼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着手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化。

数字政府概念的社会史考察

“数字政府”中的“数字”即为无差别化的技术数字经过多种智能化电子媒介转化而进行的数据输出。在新公共管理改革末期出现的全球信息化趋势无疑会给公共管理发展方向带来新走向,即数字时代治理。中国经历了“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政务信息化”“互联网+政务”四个阶段完成了“数字政府”的概念转变。对不同社会阶段背景中数字政府概念不同的演化形态进行概念史考察,可以发现数字化政府概念变迁体现了信息技术对权力的再造,体现了政府与民众、政府与市场等基本关系的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的张力分析

廖小东、陈晔在《行政论坛》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由于利益追求、价值取向、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张力：带有强制性的现代行政权力往往忽视传统权威力量的存在，而深受民众认同的传统权威则时常影响到现代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现代行政权力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权威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其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要对传统权威加以引导，将其功能纳入到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真正实现二者关系的协调，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秩序进行。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构建整体性政府服务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主要抓手,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特别是从2016年底开始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为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最多跑一次”改革是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网通办、一次办结等服务方式创新,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实现“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改革大体经历了制度标准化规范化、公共数据互联互通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三个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与信息化时代和“放管服”改革实践相匹配的政府管理体制、权力运行方式、数字技术平台和政务服务体系,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通过构建新时代整体性政务服务模式,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效能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制度支撑。

从“桃浦模式”看区域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

现基础教育正经历着从满足标准到满足需求、从学术质量到全面质量、从校际合作到区域联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代教育治理是一次在政府、社会、企l业、学校、公民之间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权力的转移。它关注的是“互动与合作”，强调“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通过转变职能，调整政府管理边界，实现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从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运行转变为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共同发展的多元关系。

对办案组织和检察官司法活动有效监督的三个途径

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实行的“三级审批制”既是一种办案模式,又是一种内部办案监督模式。通过检察人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决定这种层层审批、事前把关的方式,在对案件处理意见作出决定的同时,亦对办案质量实现同步管控。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后,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对经检察长授权的案件可以依法独立作出处理决定,原先的事前把关、同步监督模式显然已无法适应新的权力运行方式。因此,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办案组织和检察官司法活动的监督,真正做到“放权不放任、有权不任性”,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

云南首次对县委书记实行任期责任“捆绑审计”

云南省近日首次对县级党政“一把手”进行任期责任“捆绑审计”。根据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方式的特点，确定了三个审计重点，一是以监督制约经济决策权为主线，突出经济决策审计。二是以监督制约财权运行为重点，突出真实性审计。三是以监督制约领导干部个人行为为重点，突出廉政审计。重点审计工资收入、出国考察、公务用车及其有无利用职权干预工程项目建设等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