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成员的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

如何在家族成员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各个家族成员的偏好存在差异且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分析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受制条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线性关系,倒U型假设更有助于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多样性和经营规模对家族成员权力集中度的功效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权力集中化、生产片断化与全球价值链下本土产业的升级

全球领先企业的权力集中化和生产的片断化导致价值分配的非均衡,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本文提出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是一种建立在战略资源基础上的不对称的话语权,并归纳了八种基本的市场权力形式。通过对全球十大工业制成品及服务业的市场份额分析,发现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是全球领先企业市场权力集中的主要根源,也是决定全球价值链上价值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迅速提高生产能力、接近全球市场和技术通道,但是从生产能力到创新能力的升级过程并非自动发生;全球价值链生产片断化带来创新过程的垂直分离和重新整合,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学习速度。

女性董事、董事会权力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信息决策理论与社会角色理论,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女性董事这一董事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董事会权力集中度这一组织特征变量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亦即,随着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数量或比例的增加,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2)董事会权力集中度能够调节女性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关系。本文建议,企业在聘请女性董事时,既要考虑女性董事的数量或比例的临界阈值,亦要结合企业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尚需正视董事会集权程度的实际情形,并考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现实需求或潜在预期,以尽可能实现女性董事对董事会治理优化与企业创新的双重改善与促进。

家族权力成本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

以香港利丰集团的百年家族治理历程为案例,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家族权力成本的决定作用。研究提出,家族权力成本由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构成。前者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后者则体现为家族权力行使中发生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等。案例分析归纳出影响家族权力成本的因素,包括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3个维度。

官僚主义 权力集中 特权思想 干部制度几大弊端仍需改革——邓小平“8·18”讲话依然振聋发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讲话》）的重要讲话。时过32年，我们重温这篇被世人称之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的讲话，依然感到振聋发聩。

财富与权力集中是政治问题不是监管问题

金融是一个服务行业，但在过去30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似乎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 金融部门的功能是保护实体经济中的产权，改善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风险管理和加强对借款人的约束。金融中介是实体经济的代理者，银行家应该是社会中最可靠的人。

新中国前30年经济运行与权力集中的互动——兼论对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解决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的不断集中,并且这种权力集中明显呈现两个趋向:一方面是权力由地方集中到中央;另一方面是权力由政府向党的机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运行中暴露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与激励不足的问题,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意识形态工具逐步成为一种重要选择,意识形态的泛化运用对当时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

CEO任期、CEO权力集中度与中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为研究对象,以CEO权力集中度为调节变量探讨了CEO任期与中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期意义上CEO任期越长,越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②CEO权力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③CEO权力集中度与CEO任期有“伴随效应”,能够扩张CEO任期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效应,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④在当前,国有制造企业更应注重CEO任期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应考虑增加国企CEO任期;而民营制造企业要注重公司治理结构中CEO权力集中度。结论具有稳健性。

最高检：今年瞄准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的职务犯罪

从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各级检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1616件43265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475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181件10331人，同比分别上升0．2％和3．7％。2012年将严防重点工程中职务犯罪。积极预防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职务犯罪。

高管团队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CEO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选取2010~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管团队权力的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以及CEO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正式权力集中度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强度;高管团队非正式权力集中度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强度;CEO不确定性规避的价值观在高管团队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本研究丰富了高管权力及企业创新的有关研究,也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权力提供一定启示。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成为企业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者,其权力分配状况将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

权力下放与权力集中的连续性:践行者的视角

关于权力集中与下放的连续性问题,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存有争论。各国政府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种平衡,即地方参与规范化和责任与规模经济、一致性、公平性和问责制之间的平衡。我们介绍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亚伯达省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的经验,以及我曾经工作过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通常来说,权力下放被用来与权力的再集中比较,

权力集中是政策失灵主因

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这已经成为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认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央集责主义”》一文中指出：

理论扭曲与权力集中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清洗”发生，与苏共建立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分不开。而这一体制的形成，除了与夺取政权时的严酷斗争环境有关，还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预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分不开。

审计署审计长：加大对权力集中重点部门审计力度

近日，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召开，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就2016年审计任务做了安排部署。刘家义表示，既要考虑“十三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也要紧扣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既要突出年度审计重点，也要保证“十三五”期间实现审计全覆盖的需要。刘家义指出，审计中要切实把握以下原则：

地方善治与权力集中:《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行的历史意义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制定并颁行标志着清朝治理西藏的历史进入了更加完备的阶段。文章运用藏、汉文史料,结合历史事件,双向考察《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制定并颁行的历史背景、过程与影响。认为,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于前者它是避免行政失误的有效之策,于后者它是弥补制度缺陷的有益良方(规范转世灵通的寻访认定、改良职官任免制度、巩固驻藏大臣职权),使清朝中央政府在地方善治与权力集中之间实现了新的平衡。

从权力建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

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从巡视制度的内容与功能变迁,可以透视中国共产党权力建构过程的三个阶段:以权力集中为主要任务的第一阶段,以权力制约为主要任务的第二阶段,以建构两者动态平衡为主要任务的第三阶段,最终目标是实现权力运行的动态平衡。巡视制度变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规律。治国必先治党,要实现权力运行的动态平衡,必须从权力建构视角全面认知和贯彻全面从严治党。

知识权力集中度、核心企业治理与网络稳定

技术创新网络治理以及核心企业在技术创新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随着更广泛、更复杂的合作研发活动的深入开展,网络中的知识权力开始受到关注。在技术创新网络的背景下,从理论上分析了技术创新网络知识权力及其分布、核心企业运用知识权力进行网络治理的主要方式以及创新网络稳定性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知识权力集中度与网络稳定呈倒U型关系,与强制式治理正相关,与协商式治理负相关;强制式治理与网络稳定呈倒U型关系,而协商式治理与网络稳定正相关。

从权力过分集中到权力监督与制约

实行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 ,也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是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试论加强党的领导和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如何两全——兼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治体制创新研究》

加强党的领导和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结合张星炜教授新著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治体制创新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从厘清党的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关系以改革党政两套权力体系并存的组织设置、依法执政和发展党内民主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