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思考

主要出于几方面的基本原因,“ 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权势有了最新的更进一步增长,其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出现了新的跃进式扩展,无论就地理范围还是就问题领域来说都是如此。这一事态以差不多空前的尖锐程度,提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可以明确预见的一个未来时期里,能否在世界政治总体及其各主要局部上真正成功地制衡美国的过大优势和强权政治?历史实例考察和理论分析都提示,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不要“当头”,不要冒失,而需要认真考虑、试验、采纳和优化总体制衡以外的大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后一方面特别包括下决心全面和大幅度地改善和建设军事力量。我们在这两方面需要做的一切,除了其他根本性的目的以外,是为了准备迎接在较长远的未来必定会到来的总体制衡的大历史时机。

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引起的理论问题

“9·1 1”迄今 ,大国关系发生了诸多耐人寻味且具一定实质意义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 ,并从理论上对这些变化的实质加以概括和总结 ,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亦是一项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值得国际关系学界高度重视和深入、理性的加以探讨。 3月 1日 ,《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邀集在京国际问题权威学者、专家举行为时 1天的研讨会 ,围绕上述各方面的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分析。现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成立的“见面礼”呈现给大家 ,期望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更深入探索。

权势新变与士绅党化:中共安徽潜山革命研究

潜山革命缘起于错综复杂的地方权势格局,演进过程中存在士绅党化的转型趋向,并不断改造地方政治环境。五四之际,潜山地方权势互动聚焦于教育场域,政绅矛盾、代际转型等博弈多番扰动地方权势格局。伴随知识分子返乡播火,政党嵌入与士绅党化致使地方权势格局嬗变。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调整革命战略,政策因应与地方自主存在偏差,知识分子干群化饱受指责。梅城暴动的失败致使中共潜山革命重心转向山区乡村,革命精英在乡间进行革命动员时,多方势力为利益诉求而博弈,武装力量的介入致使斗争激化,在武装游击的带动下暴动迭起。纵观潜山革命,士绅党化与地方权势嬗变如经纬交织,对中共革命的缘起与演进存有双面助推作用,这是工农革命政权自主探索的必经过程,革命道路的曲折复杂尽显。

“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这一权势格局的核心人物就是袁世凯。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具有洋权、绅权和军权背景的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此时,不便公开发声的袁世凯巧妙地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将其"洹上渔翁"照相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通过这一无声的图像暗示,袁世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于政争之外的公共形象,并向外界传递了他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袁黄与地方社会:晚明江南的士人生活史

袁黄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晚明地方行政与军事工作中都曾有卓越的表现。退官归里后,他优游于嘉善与吴江地方社会,并以其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所居的权势网络环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身为嘉善籍乡绅,他的所言所行其实都超越了地方性。当然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晚明时代,袁黄是一个有着多重面相的关键人物,在政治、思想、经济等领域,基本是在一种被排斥与接受的矛盾进程中被延续的。这就涉及地方社会精英的分野问题以及民间对其崇信的基础性问题。袁黄生活的世代,从万历朝后期到崇祯末年,已转换为地方新的权势阶层。但时代的不安全感、王朝的危机感,较之前变得更加深化,随着明清更替的到来,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