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权威逻辑之证成

在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先行带动下,我国已在判例制度化的道路上悄然前行。判例制度的制度效用有赖于判例权威的形成,但目前判例权威位阶体系混乱、判例权威正当性缺乏解释、判例权威正当性维系手段缺失等问题,遏制了判例的制度化进程。对于判例权威位阶体系的厘清,应当明确指导性案例、上级法院判例以及一般判例具有强弱参差的权威位阶,以此指引实践中判例的有序适用。对判例权威正当性的恰当解释,应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来源于依法裁判的制度性拘束,上级法院判例权威取决于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体制性权威遵从,一般判例权威则来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向心力约束,以此为判例权威提供理论支撑。对判例权威正当性维系方式的发掘,应推动指导性案例适时退出和有理由背离的规范化,将省高级法院作为判例制度“上通下达”的中转纽带建构判例权威的升级路径,通过强化一般判例的释法说理培育判例市场的形成,以确保判例的理性与指导力。

从辛亥之殷鉴到“三大法宝”——中国制宪特征探析

一次革命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应该有效回应革命之前各种危机的挑战。辛亥革命因首义仓促,未能回应晚清社会的政治危机,之后的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直接借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依从中国的政治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找到了中国革命和政权建设中政党建设、武装力量与民主形式的制度连接。这种政治体制的关键要素,被毛泽东概括为"三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