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运动中的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权威重建

本文对当前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权威重建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家在后单位制时期通过“组织边界扩大化”与“组织去法团化”所实现的权威重构。论文指出:虽然单位制对于街区的影响已经渐趋减弱,但通过其代理者以及其代理身份的权威重建,国家依然可以将其力量渗透到街区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这种渗透正体现出与原有国家权力对街区进行“直接干预”所不一样的逻辑。这些看似相悖变化,实际上说明了当前中国特殊情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在街区发生实质变化的长期性。

农村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及其权威重建

当前,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突出存在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问题,不仅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也使农村社会在面对巨大转型困境的同时出现了作为其核心治理主体的党组织对其领导和治理弱化的状况。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将农村问题的解决与基层党的建设相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筑牢农村党组织核心地位的物质基础;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强化价值导向,增强农村党组织的思想文化话语权;领导基层民主建设,协调外围组织关系,提升农村党组织的制度化执政水平。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从“烈士池”故事到《杜子春》的流变看佛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妥协及权威重建

源于《大唐西域记》“烈士池”的唐代文人小说《杜子春》,不仅沿袭了“烈士池”故事的情节,更可见的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宗教内涵。从由杜子春故事在唐代书写的价值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作为一种成熟形态的外来宗教,其传播和接受的本土化表现及其在伦理妥协中宗教权威的重建。

基层政府权威重建

每次和赵树凯一起聊天，总有收获。原因在两点：他非常了解基层；他乐于探究道理。这两个特点用专业术语说，就变成他是那种力图连接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在今天，这两类研究常受困于互轻、互拒及互不沟通的状况。赵树凯的《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基于现实，借助学术性的分析语言和逻辑，触及尖锐学术问题，并试图提示政策和改革方向，实属难得。

暴力袭警:警察权威弱化的危险信号——从社会秩序结构谈暴力袭警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是警察权威的弱化。因此,解决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本对策是警察权威的重新构筑和强化。分析警察权威,必须从社会秩序结构入手,搞清警察权威、治安规则和警察客体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后喻文化时代教师权威论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米德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和后喻文化时代。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降临,我国社会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在后喻文化时代,传统的教师权威遭到消解,而教师权威的消解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有极大的消极影响。教师权威的现代重建是我们当前新课改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宋明理学的兴起及其内部两种思路的异同——以朱陆之辩为例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思辨性最强、体系最完整、最具现代哲学意味的一次哲学思潮。宋明理学的兴起迎合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历史趋势和唐宋以来社会对儒学复兴和儒家伦理道德权威的重建的历史要求,对宋明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重建伦理道德权威的两种思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本文试从历史角度考察宋明理学的兴起原因,并以朱陆之辩为切入点分析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

评马丁《真理与谎者悖论新文集:导论》——西方解悖雄师“尽墨”

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系统",它们大别于"知识系统",前两者应有表达假句(自然包括矛盾句)的能力,否则便有大缺陷;但是,后者应排除内含的假句于系统之外。无论"自涉"还是"非自涉"都会引发假句和假句被证;但是,我们不要把人(语言使用者)犯的种种谬误迁怒于语言本身。两个"悖论之冠"犯"复合命题"、"矛盾定义"等谬误。马丁列举涵盍整个西方20世纪最具权威的"理性重建P、Q"方案,把诸"卓论"熔于一炉。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