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新变化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会计准则——投资》中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进行了完善和修正：投资成本被再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成本法、权益法适用范围有了新变化,取消了股权投资差额的核算,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等。这些变革为实现向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铸牢了基础,在关键环节和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接轨。

论投资性居住权的扩张与限制

投资性居住权的设立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合理设计投资性居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参照社会性居住权制度设计规则时,应充分考虑投资性居住权的经济属性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在居住权制度的框架内与社会性居住权保持正向的、补充的、有限制的扩张。投资性居住权在主体上可以扩张至一般民事主体,但与社会性居住权发生矛盾时,应优先保护社会性居住权人的利益;客体上可以将住宅的含义扩张至居住性质的房屋;增设裁判取得、时效取得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且同样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允许自由转让,但需局限于原居住权人的居住期限内;增设多种消灭方式,但需居住权人秉持物尽其用之原则,禁止浪费住房资源。

租赁权和投资性居住权的冲突与协调

《民法典》对于居住权的内容仅规定于六个条文之中,数量明显不足,当今对居住权的规定和研究更加偏向其的社会保障性,却忽视了居住权制度所带来的投资性功能。因此,有必要对《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做进一步解释和讨论,积极解释出投资性居住权,将投资性居住权与租赁权予以对比,在诸如“居购同权”、宅基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在租赁权与投资性居住权的权利冲突中,考虑以权利生效时间结合《民法典》租赁制度类推适用,以回应居住权与租赁权的权利冲突和基于居住权设立的租赁关系的实践问题。

《民法典》背景下投资性居住权的现实困境与理想建构

我国《民法典》设立了居住权制度,但是有关居住权的条文大多在强调居住权的人役性特征,对于投资性属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不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住权投资性功能的实践逐渐提升。因此,需要引入投资性居住权制度的概念,相对于人身属性社会性居住权而言,更加突出意思自治的投资性居住权能够更大发挥居住权价值,但《民法典》条文中“居住权人”、“满足生活居住”等的表述似乎将居住权的主体限定在了自然人范围,“住宅”一词的表述将居住权的客体进行了限定,居住权禁止转让和继承同样也是对流通性的一种束缚,这些问题都使得投资性居住权制度在我国发展面对很大的阻力,本文对比国外的实践经验阐述了我国投资性居住权制度运用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建议。

《民法典》视域下投资性居住权的构建研究

《民法典》确立了居住权制度,其立法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是人役性的体现,但相关规定仅六条,略显单薄。为了更好地解决目前存在的住房和养老问题,居住权制度是否应该突破人役性限制以构建保障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并存的二元体系值得探讨。本文从实践出发对构建投资性居住权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从居住权的主客体范围及其流通性出发,对投资性居住权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民法典》视域下构建投资性居住权提供有益参考。

论居住权处分权能的适用价值与立法探析

我国《民法典》对于居住权的处分权能采取绝对禁止适用原则。承袭于罗马法的我国居住权制度以人役性的社会保障为其制度功能起点,旨在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居住权出现的新模式以及域外典型国家居住权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居住权处分权能在我国有着破除限制条件的现实价值。应在居住权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居住权的多重制度功能角度出发,采取“三编协同”——即物权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衔接之立法体例,对居住权处分权能的扩张进行针对性规范。在保证原有立法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发挥居住权制度经济效益,为投资性居住权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凸显居住权用益物权之本质。

我国投资性居住权的概念厘清与解释路径

居住权入典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居住目的和有效发挥房屋效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投资性居住权的缺位使得这一新型用益物权难以切实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实现立法目的。《民法典》涉及居住权的寥寥条文趋于保守,限定了投资性居住权的发展空间。我国应依其不同适用领域将投资性居住权区分为以房养老、建筑造价补助和分时度假酒店等三个类型;同时应当明确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居住权的主体,把住宅扩张解释为商业运营的功能性住房纳入居住权客体范围。就权利内容方面,认可投资性居住权的有偿性、继承性和可转让性。

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改革:放开个人选择权的重要性

个人投资选择权是企业年金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企业年金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以来,一直未对个人投资权进行明确规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决策和选择权大都由企业代表个人行使,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在本轮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中,建议采取渐进式放开策略,实行有限制的个人选择权,并与国际接轨,引入年金预设投资基金选项。

房地产投资信托中受托人投资权的法律规制

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中受托人投资权的法律规制及特点 关于受托人投资权利的规定，我国《信托法》没有明确体现，但在2007年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或建议稿中都有所规定。

私募投资者知情权的路径、内容与完善建议

私募基金存在契约型、有限合伙型、公司型三种组织模式,投资者知情权诉讼的行使路径由此三分。但实证研究表明,该路径模式存在的知情内容局限、知情标准互异、行权易阻却、救济无功效等问题,实为知情权行使错位所致。应回归私募基金“资管产品”之定性,统一以“基金”或“信托”信息披露的实定规范为私募投资者知情权诉讼的路径与内容。相较而言,该路径在修缮前述问题的同时,司法裁判因规则统一而趋向同案同判。投资者知情权的范围以基金合同的约定信披义务与基金规范的法定信披义务自当确定,知情权的边界以底层投资文件与底层财务文件为投资者可知情的正向边界,以涉及他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投资者不可知情的反向边界。但投资者知情权仍须完善,建议实体与程序并进。实体上,明确并统一投资者知情权基于基金法或信托法的诉权,将披露范围分为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知情内容当以信义义务来实质性规定;程序上,翔实查阅复制权,明确质询权,增设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并在行政监管乏力时,更加重视司法诉讼对私募投资者的“保护填补”功能。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取向与投资决策权的落实

尽管近年来的深化改革，尤其是明晰产权的做法，使国有企业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效益不佳仍然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有所突破，关键在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内、外部机制，将原本属于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切实赋于经营者，从而使企业呈现出持久的活力．

管窥信托受托人的投资权

投资，在英美信托法或法学著作中常被定性为受托人的权力（power）；而在大陆法系信托法和信托法学著作中，“powertojnvest”被译作“投资权”，有学者就认为受托人也拥有投资权利。而绝大多数英美信托法学专家是将受托人的投资权力放在“投资义务（dutytoinvest）”的范围下来解析的，但是也有学者笼统归为“投资权力和义务”，英美法系将投资视作受托人的权力，同时又将其归类到受托人的义务范畴，其原因与受托人的投资义务相对应的是受益人的受益权利，也就是说受托人是出于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投资。

把投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

第一，《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实给企业下放了很大的投资决策权，但是这个决定里面同时也有很多强化了宏观调控的内容，也包括一些抑制投资规模膨胀的措施。而且在这个决定当中加强了一些调控的方向，与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信托受托人的投资权

投资既是受托人的权力，又是权利。受托人行使投资权的规范历经英国“法定名录规则”和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的洗礼，而谨慎投资者规则已演变成为规范受托人投资权的圭臬。受托人的管理处分权是种概念，受托人的投资权属于属概念。受托人行使投资权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投资权对应着受益权。

中小投资者行权会影响审计费用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2016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试点和2017年持股行权全国推广这一政策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小投资者行权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积极行权能显著降低企业审计费用。替换样本期间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也证明了该结论可靠。同时,通过盈余质量检验,深入证实了中小投资者行权可以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从而降低企业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小投资者行权对审计费用的正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企业更为明显。本文丰富并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为持股行权政策执行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投资抉择权理论在公司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传统的价值评估方法 ,难以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公司价值进行评估。资本投资抉择权理论是期权理论在长期投资领域的应用。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公司业务价值的评估 ,可以计算不确定条件下公司业务扩张或收缩的价值 。

公司债券个人投资者的经济法权利探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证券市场作为筹集货币资金的方式之一,其地位日益突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对该市场的规制、相关主体的保护便更为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公司债券个人投资者经济法权利的阐述和解析,为人们认识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债券市场上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寻求到更有力的方式;最终为货币市场乃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有所贡献。

国有企业投资权的若干问题

我国经济的基础力量是国有的大中型企业。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肯定,我国国有企业获得了多方面的自主权,企业活力大大增强。但是,我们的分析将表明,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获得的自主权中,也许要数投资权最小而且极不规范和完整。这既有实践经验积累不够,因而政策措施跟不上的原因。

试论企业投资决策权的理论依据

投资活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投资活动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单一的国家控制投资活动的体制正在被新的多层次、多渠道、更加灵活和更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投资体制所代替。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企业投资日益显示出其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投资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改革传统投资体制的主要突破点之一。要保证企业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在理论上明确企业投资决策权的界限,即界定企业投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