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司法权力的差异:高丽与唐的比较

高丽制度虽大体移植于唐,但贵族制的现实,使高丽人不得不对唐制作出一些关键性的改造,最高司法权是其中一环。在唐代,最高司法权集中于皇帝。在唐制的外壳下,高丽国王理论上也如唐代皇帝一样具有最高司法权,但其权力在实际行使过程中却被大大限缩:御史拥有对国王决定的“驳执权”,刑部则拥有“不奉旨”的权力;对于死刑案件,国王要与重臣一起行使终审权。半岛制度的“中国化”,又表现为中国制度的“本土化”。半岛越来越像中国,但又非中国,而有自身鲜明的社会与文化特征。

《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