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使用与农民工权益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省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探索新媒介使用、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及维权效能感等因素和农民工权益表达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新媒介使用虽能直接影响权益表达,但效果有限,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等因素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影响权益表达的中介过程受到维权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较高的维权效能感在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调节作用;较低的维权效能感只在权益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调节作用;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直接影响权益表达路径上调节作用不明显。

获得感、政治信任与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

在农民工权益表达多元化的背景下,何种机制影响他们的权益表达选择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农民工获得感与其权益表达倾向选择的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获得感对他们最终所选择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获得感有助于农民工更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来自私人关系网络支持的获得感则对农民工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起到抑制作用,并促使他们选择体制外方式。来自政府支持的获得感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了其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农民工为本位,及时回应他们的诉求,通过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来引导其权益表达方式的正确选择。

农民环境权益表达中的媒介类型学

传统的农民环境权益表达媒介表现为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依附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开始涌入农村,电视、报纸和其他媒体被不断运用到环境权益表达中。最近几年,在农村地区,新媒体不断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兴起,促使农民在环境权益表达中更多的偏爱于使用新型媒体,如今人们使用的媒介越来越多元化。作为农民在环境权益表达中的媒介有其自身的优点以及不可避免的缺陷。

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影响分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以长沙市384名农民工的数据调查为基础,构建以媒介接触类型偏好为调节变量,以权益知识、权益损害感知为中介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媒介使用和权益表达关系以及不同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对农民工权益表达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媒介使用可以直接影响权益表达,也可以通过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作为中介因素影响权益表达: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在媒介使用影响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中起调节作用,新媒体接触类型偏好会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影响权益表达时起正向调节作用,传统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损害感知影响权益表达时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知识影响权益表达时调节作用不显著。

大学生权益诉求表达障碍及其对策

针对大学生权益诉求表达面临法律法规保障缺失障碍、学生管理体制障碍和学生自身障碍等问题,在分析各障碍对大学生权益诉求表达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应通过夯实立法基础,建立大学生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制,疏浚诉求渠道;加强学生维权意识的培养,建立权益诉求培训机制及权益向导机制等相关对策来予以完善。

兼顾表达成员利益与注重社会功能的工会制度选择——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思考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提出和阐述了协调劳动关系及其建立相应的集体协商制度问题。这是吸取了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助于兼顾表达成员利益与注重社会功能的工会制度的建设。而其中认可和认同工会表达成员利益的功能,是需要付出社会成本的。中央决议相关的政策安排,特别是提出党和政府主导而同时又支持社会团体维权的机制,有理由使人们期许一个理想的工会制度前景。而这需要党、政府、工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