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权力隐匿”现象及其规制——以“其他类别”权责事项为分析对象

“权力隐匿”现象是指政府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公开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情形,在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表现为权责清单对政府权力关键信息,包括权力的主体、范围、边界、运行流程等呈现不准确、不清晰、不全面、不及时,这将会弱化权责清单制度在“明权”“确责”方面的核心价值,进而消解权责清单制度的基础性效用。就“权力隐匿”现象的成因而言,客观上是由于制度设计层面“确权”的规则支持不足、制度执行层面“确权”的外部条件限制,主观上可归因于“确权”主体的“趋利”与“避责”动机。对“权力隐匿”现象的规制应内嵌于权责清单制度的优化过程,包括突出思想引领,夯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认知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更新“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规则补丁;优化机制运行,推动“权力隐匿”现象的自我修复能力;应用数智技术,强化“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技术加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责任链条。

纵向职责体系视域下的基层政府:权责分立与关系重构

基层政府作为政府纵向治理层级中的重要层级,承载着贯彻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目标与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双重职能,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基石作用。在当前实践中基层避责现象滋生蔓延,已有研究表明权责分立是导致避责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因素。在政府纵向职责体系视域下审视国家政策与社会治理互动结构中权责关系的配置过程,可以发现,自上而下的职责压力与自下而上的职责要求共同塑造了基层权责分立的治理结构。应对及解决基层权责分立与避责问题,发挥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提升治理效能,有必要重构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具体而言,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在宏观制度层面打造“递归制结构”重塑政府纵向治理模式,在微观机制层面针对基层政府职责配置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加强条块职责体系建设、问责制度设计和激励约束手段等创新路径探索。

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与国有企业创新——来自党委前置研究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党委前置研究清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企业政策感知能力、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动态调整速度以及鼓励股东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企业治理,均是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的创新效应在面临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存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处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并发挥其创新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数据安全的主体权责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最新行动指南,推动建设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又为数据安全治理指引了新方向。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数据治理的基本价值遵循。近年来,各种数据法律接连颁布,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工作夯实了法律基础,同时也在立法层面确定了有公有私、由内而外、权责统一的数据安全治理主体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数据安全治理迭代更新的关键时期,面临数据治理主体不清、相关权责模糊等挑战。我国应当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思想,主体层面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合理谋划数据治理战略布局,调整并细化数据安全的主体框架及其权责分配,建立因应时代要求的“政府—企业”双边协同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内容层面,一方面应补白、补全、补强我国个人数据权利规则体系,提升公众个人数据安全意识和保护水平;另一方面应建立标准化、严格化、类型化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制度,优化数据行业安全保障能力,为数据安全治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公司治理中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及其纯化

我国施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由一名自然人掌握公司的对外代表权和内部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地位。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地位不但与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理念相悖,而且引发争夺公司控制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越权代表等纠纷,危及公司经营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公司立法应当回应实践要求,摆脱“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代表说”下“同一人格”理论的影响,明确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思表达机关的法律地位与义务,赋予公司选择单一或多元代表模式的自治空间,基于委托关系完善法定代表人退出机制,通过登记公示技术使公司对代表权的限制发生对抗效力。

权责与协同: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中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构建

生物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乃至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国内国际环境变化,我国正处于生物安全的高风险期和压力凸显期。基于整体性治理原理变革生物安全治理范式,构建现代化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是现实所急、时代所需。依据《生物安全法》,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式的生物安全管理体制,管理机构设置和权责划分主要采取“分级负责,分工负责”的方法。由于部门权责划分不明确,我国生物安全管理体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须开展划分方法创新和系统性调整。在现有机构建设和责权划分的基础上,采用“依法依规、两纵三横”和“单向坐标”的生物安全权责划分方法,进一步理清权责清单,完善权责分配,系统构建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中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协同机制的建设一方面要完善治理主体的协同体系,包括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政府、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协同治理等;另一方面要加强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体系,包括全环节全过程的价值理念协同、目标规划协同、执行过程协同、绩效评估协同等。

“四责协同”机制构建医院行政科室权责清单

目的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向科室延伸,构建医院行政职能科室监管事项权责一体化清单、压实责任。方法以行政职能科室岗位权力风险防控为基础,加强制度建设为抓手,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对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对重点领域、重要事项、关键岗位,查摆权力运行的关键节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环节、问题易发的风险点,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行政科室权责一体化清单。结果医院17个行政科室以“一科室一清单”形式,共梳理出209项职权项目、涉及公权力947条。结论通过清单构建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完善了廉洁风险防控的制度建设,提升全院依法依纪依规工作的觉悟和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使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得到有效落实,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对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偏好的机制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视角下的农户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对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流转视角下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各有所表”,“谁种谁保护”的实用主义和“是谁的,谁保护”的物权意识并存,农户耕地保护“角色—认知—行为”的多重偏离致使其技术选择偏好于短期和浅表型技术。(2)农户耕地保护权责主体非己认知对行为发生数、中长期行为和深入改进型行为均有负向影响。(3)农户权责主体偏移显著抑制耕地保护投资,但较长的流转租期能对冲非己认知对投资及行为偏好的负向影响。据此,未来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应通过“政府宣传+技术推广”体系适度纠正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的认知偏移,立足产品增值与流转制度保障协同增进农户对采纳耕地保护技术的经济预期,以及推进耕地保护补贴和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等政策创新。

权责发生制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持续深入改革,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愈发重要,各方对其信息需求随之提高。目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仍以预算决算为主,外部信息使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且披露的内容不够全面及时,影响了信息真实性与预算使用效率。本文在权责发生制背景下,分析了目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其成因,并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现状,提出相应改善策略:增加信息披露丰富度和质量,加强审计监督,降低信息使用者获取成本,提升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众监督能力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现象。

烟草行业多元化企业“四会一层”权责边界管理模式构建与实施 第三十七届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优秀成果

山东中烟公司多元化企业数量多、涉及领域广、经营范围宽、情况相对复杂,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健全完善,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基于现实需要,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进一步厘清权责边界,规范权力运行,需要全面梳理多元化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会议和经营层管理决策事项,分级分类建立权责清单,从而持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保障国有资本规范有序运行。

社区治理中的权责失配:现实表征与生发逻辑——基于属地管理体制下国道征迁S社区案例的研究

社区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探析权责失配的生发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属地管理体制下,分级管理的组织架构、责任导向的保障机制、自上而下的推动策略共同构建了“块块”间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配置图景,社区身为属地范围内最低层级的治理单元,通常采取交叉化任职、形式主义履责、弹性化执行的方式缓解权责失衡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而基层社区之所以形成权责失配现状,源于属地管理体制下职责同构的组织形式、督查加码引致的责任泛化及街居“共谋”行为造成的上下级间信息不对称。为消解属地社区的权责失配问题,应遵循行政扁平化、考核弹性化、治理技术化路径,以助推社区提升治理效能。

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困境及其破解

人民调解是理解我国乡村治理的关键视角,也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日益成为统筹乡村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议题。然而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意识缺失,各个数字权力主体之间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责错配和失衡困境,亟须我们在乡村人民调解过程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唯物辩证的数字调解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不同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实现技术赋权与政策赋权相结合,保持公权力主体和私权利主体权责利的动态平衡,增强乡村人民调解和乡村治理效能,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

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探讨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数据不仅释放了经济和社会价值,而且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公共数据处理者的权责配置应当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前公共数据的数据处理者权责不够清晰和周延,限制了公共数据开放和利用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权责对等原则,在处理公共数据时,应当赋予不同主体以不同的职责和权限。为此提出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思路是从数据确权到数据管理运营权的确立,构建公共数据处理者管理、运营、开发的权责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公共数据处理者责任主体范围、建立多维风险防范措施、平衡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强化数据开放和获取的公平性等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具体措施。

权责失衡背景下基层政府的行为选择逻辑——基于T市四个典型基层治理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在当前科层组织制度下,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府普遍面临权责失衡的现实困境。在实地调研和收集整理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基层政府的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行为选择的方式包括外部引进资源、内部整合资源和规避责任。研究借助案例呈现的形式深度探究基层行为选择的行动逻辑,丰富了权责关系视角下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实现权责失衡背景下基层政府“能”的现实路径包括:展示“晋升锦标赛”中同类政府的核心关注,善用“压力+晋升”驱动基层政府行为选择;扩展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的资源获取渠道,探索“内整+外联”汲取资源的组合拳;综合运用考评监督等手段,善用“激励+监督”具化基层政府行为选择。

小学家校共育中权责边界的模糊与重构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变革,其间小学家校共育面临三重困境:相关的规定偏于宏观导致家校权责划分复杂化;家校权责边界模糊导致教育空间交叉化;教育主体责任不明确导致家校合作浅表化。在分析相关困境的基础上,为了形成更有效的教育合力,可以从明确各教育主体权利范围、确保权责界定有法可依、探索权责的分工与共担等方面提出重构小学家校共育权责边界的路径。

论社区矫正执法权责统一的反思与完善——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事执行方式的组成部分,呈现跨区域执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区矫正执法过程中标准不统一、权责不明等执法困境。完善社区矫正执法标准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强化社区矫正执法的刚性,还有利于明确执法者权力与责任边界、明确刑罚执行权与刑罚监督权的边界。通过建立健全统一的执法标准和权责机制,强化内部协调和外部监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在完善社区矫正执法标准化时,应在执法中兼顾“比例原则”和“权责统一”,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并灵活适应实际需求,实现行刑的惩罚功能与社会复归功能的统一。

浅谈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整体对我国政府会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政府会计水平,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在之前的收付实现制的基础上增添了权责发生制,实现了双轨并行的局面。文章首先简单阐述了权责发生制和政府会计的理论。其次探讨了权责发生制在我国政府会计中应用的意义。再次分析了权责发生制在我国政府会计中应用面临的问题,例如专业人才的匮乏导致权责发生制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到实际工作中,相关会计制度的缺少导致权责发生制在应用中无依据可循,监督管理机制并未在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体系中发挥作用。此外,在基础数据尚未准确统一的情况下,权责发生制的应用显得微不足道。最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中的应用,本文针对以上诸多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为我国政府会计发展作出贡献。

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基于国际数据的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已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债务积累浪潮,在最近一轮债务浪潮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规模出现了最大幅度的增长。近年来,政府债务风险成为全球各国金融治理的重点,全面统计政府债务是防范风险的基本前提。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促进政府债务的全面核算和披露。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综合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披露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但同时也会引起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权责发生制改革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效应比单权责发生制改革更为强烈;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存在短期和长期的不同效应,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部门杠杆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总体而言,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披露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正确评估政府债务水平,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我国政府会计的改革实践可以从上述结论中得到借鉴和参考,但更需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才能有效发挥会计改革的正面效应。

可持续的“不平等”:城市社区物业治理结构中的权责重构

社区治理中的物业纠纷是影响基层社会安定的关键问题。近年来,“信托制”突破“包干制”和“酬金制”等物业管理模式的局限,成为化解物业纠纷的新路径。学界已从政策过程、治理机制、民主实践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尚未深入涉及“信托制”的权责配置。基于此,以治理结构为视角,从权责关系切入,对“信托制”的制度原理进行分析十分必要。研究发现,相较于“包干制”和“酬金制”,“信托制”依据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能力配置权责,并构建“制度-机制”全方位外部保障体系,在信托信义关系下搭建“双重查询密码”“标准化过程监管”“举证责任倒置”“引入信托监察”和“隔离外部赔付”等透明化、赋能式的强信任低风险外部机制,实现了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权责均衡,业主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物业管理企业也回归“忠诚管家”的角色,达到“还权”“赋能”“归位”的治理目的。通过深入剖析“信托制”的能、权、责配置逻辑和均衡机制,为治理结构中权责关系平衡作出新的学理解释,也为基层治理中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典型的经验参考。

家校合作权责边界的新审视——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学校和家庭是在青少年群体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两大重要阵地,良好的家校合作事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的构建。家校合作的实施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利益驱动下的双方博弈。基于博弈论视角,从教育价值、教育内容和职责、教育方法、沟通方式、主体利益方面对家校合作与冲突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与探讨,可厘清合作博弈冲突与家校合作的内在关联。继而以家校合作双赢为目标,遵循博弈规则,建立利益主体间的表达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优化家校合作育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