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的论争——蒲安臣、李仙得与“合作政策”探微

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的“合作政策”在北京获得成功的同时,在向中国各地推行的时候却遭遇一定程度的困境。驻华公使蒲安臣虽创造性地将“列强合作”与“中外合作”结合起来,并早早就向各美国驻华领事发出了富有操作性的具体指示,但领事们还是凭借较大的便宜行事之权在跟清政府“合作”上自行其是。厦门领事李仙得在处理“罗发”号事件的过程中致力于诉诸武力讨伐“生番”,国务院和公使反复提醒外加失去军事支持才促使其勉强同中国台湾“合作”,却也在外交上针锋相对,在军事上既倚赖清军护送,又撇开清军同“番人”直接接触。领事对“合作政策”的公然违背呈现出美国政府内部的自相抵牾,更深刻揭示出“合作政策”极易“因人废事”或“人亡政废”的根本脆弱性。

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

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此事件与美国人李仙得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仙得时受雇于日本政府,充任"准二等出仕"。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及意见书,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使用奸计骗得了出兵台湾的口实。他还雇船雇员协助日本出兵"征台",所以,日本此次侵台,从策划到实施,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权、治权与族群关系——重新理解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不可分割。以往对李仙得番地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梳理李仙得如何利用其"番地无主"论积极参与日本侵台的史实层面,而就番地论本身的讨论则相对不充分。本文聚焦于李仙得"番地无主"论内在逻辑的复杂演变,在材料上系统地使用了李仙得从1867年"罗妹"号事件到日本侵台期间逐渐成文的英文番地游记《台湾纪行》。本文认为,"番地无主"论并非仅是李仙得随时局变动所阐发的策略性认知,而是带有浓厚的近代领土认识取向,涉及近代国际法的主权与经典文明论的复杂互动,强调清廷的番地主权取决于其对番地的"殖民性"的治权的实现程度如何。从根本上看,番地论是李仙得利用条约关系撕裂番地内部及番地与周边混杂的族群关系的集中表现。"番地无主"论过度突出番地作为"独立"的"民族体"的主体地位,强调番地与"中国"的本质性区隔,与新清史的问题意识基本一致。

“甲午”溯源:近代东亚格局下的牡丹社事件及其历史意涵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首次对外用兵,同时埋下甲午战争之祸根。除运用传统中日文献对此事件进行记述外,还基于西人“他者”视角对牡丹社事件进行梳理和阐释。西人对“牡丹社事件”整体呈支持日本之立场。他们认为清政府治台多有过失之处,对此横加指责,且对日本抱有怜悯之情,试图为这一侵略行径进行辩解和推脱。同时,牡丹社事件也宣告了当时东亚政治格局的全面重构:日本虽败却未失侵吞台湾之野心,不断加强军事战略准备工作;清政府对台政策由“消极”转为“积极”,积极治理并宣示主权;西方诸国则将台湾视为挑拨中日关系的重要筹码,从中进行斡旋与平衡,籍此攫取利益。

浅谈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用兵

1874年日本以台湾高山族人民杀害疏球渔民为借口,悍然出兵征讨我国领土台湾,这是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用兵。由于清政府虽“示以兵威”,但无坚决反击侵略的决心;日本理屈力绌;美国由支持转为中立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条》结束。这一事件对中国、对日本、对其后中日的关系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因此对其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