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抵人性深处——论李佩甫小说的人物塑造

李佩甫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总是以精妙的细节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从而展现众多人物命运的变迁。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充满智性。他善于将人物的形象和命运推向极致,而且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探寻形成人物心灵的秘密的“土壤”。李佩甫小说的人物塑造具有群像特点、智性特点、极致特点和寻根特点。

“介入”与“承继”:论李佩甫的劳动叙事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书写劳动和劳动者已成为当今作家无法绕开的话题和必须直面的现实。在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中,劳动一直占据重要的叙事场域,成为作家想象和书写中原大地变迁和发展的介入方式与创作逻辑。李佩甫用一部部厚重的乡土小说绘就出平原乡村的劳动全景图与劳动者画像集,显露出一种弥合劳动裂痕与重塑劳动精神的叙事心态与审美偏好,并在悄无声息中讲述劳动复魅的场景与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承继劳动光荣的初心与使命。

在场·人民·历史——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人民史观研究

“平原三部曲”将当下和历史紧密相扣,在对当下保持密切在场的同时又观照着历史,通过书写“平原”的现状及演变历程,溯源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及“精神土壤”的生长演化过程。在追溯人民精神生长的过程中,“三部曲”开拓了关注人民的新视角,即重点关注底层群体、重视苦难中的求存并且为人民言说“疼痛”。“三部曲”真正将人民放到历史话语的中心,呈现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的主体对象是人民,历史的主要力量是人民求存意志催生的生命力,历史的本质是人民的求存意志的延续和衍生。

论李佩甫小说的意象叙事

河南作家李佩甫善于运用意象叙事,以增强作品主题的艺术表达。在李佩甫的小说中,花草树木意象是人们的欲望与命运的喻示,土地与月亮意象是对乡村情结的承载,平原动物意象是民间文化精神的象征。众多意象建构了李佩甫的文学世界,呈现作家对现代社会人性与欲望的深入剖析。

道德立场的坚守与困境——对李佩甫小说的一种解读

李佩甫的大部分小说都采用了一种道德立场的价值评判方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作品中隐含着的“城乡对立”模式和道德完美状态的乡村女子形象塑造。其小说在对传统道德观念之虚伪、空洞及道德面具下遮掩的人性丑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向道德理念回归的趋向。

李佩甫的“两地书”——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

十多年前，曾经留意过《羊的门》。此次读完《生命册》之后，又找李佩甫的其他五部长篇读了一遍，它们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城的灯》和《等等灵魂》。凭心而论，李佩甫的长篇质量参差不齐，让人时而兴奋时而有些失望。尤其是二○○七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等灵魂》，描写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任秋风的传奇，这是一个因急功近利、过度扩张而从辉煌走向毁灭的故事。但终因小说叙事的急功近利而让人颇感失望。李佩甫是个勤奋而执著的作家，

批判下的抟塑——李佩甫“平原三部曲”论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一九九九）、《城的灯》（二○○三）、《生命册》（二。一二）历经十几载终成完璧。如前两部一样，第三部的名字也取自《圣经》，《新约·启示录21：27》有言：“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上帝的圣城）”。《生命册》是一本乡村“人物志”，他们的故事或单独成“册”或相互纠缠，但都和“我”（吴志鹏）的生命相扭结，所以他们确实是“我”生命之书中一张又一张的“册页”——一个“册”字，

“平原”与小说——李佩甫文学访谈

刘宏志：李老师好,谢谢你接受采访。对于你的访谈,我觉得,应该首先从头开始吧。你是1978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不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很小就有作家梦么？从喜欢文学,到发表作品,到专业作家,这条路走得顺畅么？

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

本文从文学世界、人性展现、文化批判和艺术个性四个角度评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 ,其文学世界是由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两部分构成的 ,作者着重表现乡村世界 ;其人性展现则围绕人性异化者、人性觉醒者和沉于旧梦者的人性内蕴 ,唱出了复杂的咏叹调 ;其文化批判则针对中原文化中的保守专制、神秘性及其孕育出的官场哲学 ;其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的对应性、叙事的回忆视角、文本的结构类型、创作过程的“滚雪球”现象。同时 。

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河南作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而在河南作家这个群落中，李佩甫是地域特征最鲜明的一位。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表现中原人生存状态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中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

人生的行走 命运的叩问——与李佩甫谈《生命册》

《生命册》是李佩甫对中原大地关注思考的集中表现,是对人生命运追寻与叩问的深度表达,是李佩甫创作以来思想艺术的结晶。在访谈中,李佩甫针对访者所提问题主要从作品中的命运观念、人物形象、中原书写、艺术手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解答。

赤子情围成的藩篱——论中原传统地域文化对李佩甫创作的负面影响

中原大地及李佩甫对中原大地的情感牵扯既造就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他的创作没有摆脱他思想中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存在的中原传统文化负面精神积淀的影响,很多中原传统文化的负面精神积淀成为他讴歌或者宽容的对象,在男女关系描写和女性形象塑造上流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反复书写同一种目光审视下的生活让他的创作出现了重复现象。另外,作者的艺术风格上也深深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

简论李佩甫创作思想的嬗变——以《金屋》和《城的灯》为例

本文以《金屋》和《城的灯》为例,着重从城乡两元对立中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对罪恶之源的思考与追索、对人类精神救赎之路的探求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河南作家李佩甫近几年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并指出这一演变对作家自身和推进中原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何处是我家园——李佩甫面对乡村和城市的两难选择

李佩甫的童年生活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表现为他在作品中对农村生活和人物的守望与礼赞,对城市生活和人物的拒绝与批判。但作者理智上又意识到城市文明优于农村文明,所以他只能陷入矛盾和痛苦的两难之境。而这正反映了李佩甫对这个时代的忧虑和思考。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中原赤子的深沉思考——李佩甫《生命册》主题论

多年以来,李佩甫以其对豫中大地的执着关注和书写成为最具地域色彩的河南作家。而2012年"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册》,是李佩甫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对中原大地人生、历史、现实的回望和思考,凝聚着李佩甫对人生命运的体悟、对中原民性的反省和对现实发展的忧虑,凸显了作家"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情怀。

沉痛的历史与文化反思——读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

《羊的门》所描绘的呼家堡四十年的社会风貌 ,既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写照 ,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进程的高度浓缩。呼天成奇迹般地使呼家堡富甲一方、对呼家堡百姓的成功“驯化” ,及其对外的“人场”经营 ,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精髓与自然哲学大智慧的有机结合。呼天成遂成为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传统政治家的艺术典型。作品的深刻之处 ,更在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展开对中国社会严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探寻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出路。

植物书写与中原文化的隐喻方式——李佩甫“平原系列”小说述论

李佩甫是当代河南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植物书写"在《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平原客》等"平原系列"小说中都有鲜明呈现,它是李佩甫思考中原文化意蕴的重要切入点。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语境中,少数人历经磨难如愿逃离乡村,最后却沦为城市生存法则的奴隶。"平原叙事"构成了李佩甫小说的主要叙事方式。平原乡村的民间文化形态不仅具有自由自在性,而且还存在着藏污纳垢的典型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原文化传统的矛盾对立关系。

乡村社会权力的流变——李佩甫乡土小说的社会意义

李佩甫擅长乡村社会权力书写,他笔下的乡村社会的权力场源远流长,从蛮荒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各具特色。梳理其乡土小说的走向,便可察觉到乡村社会权力发生流变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