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技形成的社会文化考察

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李商隐诗技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李商隐的历史处境与文学创作之间有更深层次的关联:其诗堆积典故,来自当时社会由上而下的“以知识为外饰”的好尚,李商隐以写作幕府公文为出路,亦有追随公共风气的必要,这也影响了他的诗作;其诗辞藻精美,是因为李商隐以结撰文辞的才华在幕府立足,有着钻研文字技巧性与游戏性的需求;而诗的曲折表意,和科举以诗取士“表意清晰”的创作要求相悖,体现着他在社会进取道路以外寻求的自我排遣。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诗人特定诗歌技艺的形成,可以关注到宏大历史中的个人境遇,进而对经典作品获得更加立体的认识。

李商隐《春雨》悼亡意旨发覆——兼论李商隐悼亡诗的新变意义

《春雨》为李商隐七律的代表作,其诗义却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然而,如将该诗重置于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诗歌语境中,并对细节详加考证,其悼亡意旨便得以凸显。李商隐集中包括《春雨》在内的多首诗作通过私典“玉珰缄札”构成了一个意义共生的互文系统,其中暗含着一个悼亡本事。“白袷”一词在诗中具有多义性,既有与男女情爱本事相贴合的内涵,又因其丧礼服制渊源寄寓了诗人的悼亡与自悼之意,首联“白”字的重出问题也从而获得合理的解释。温庭筠《和友人悼亡》一诗无论是从“和韵”与“和意”的层面,还是从诗题的异文来看,都可论证为《春雨》的和诗。《春雨》诗义的隐没所昭示出的李商隐悼亡诗消弭生死的独特手法,是对悼亡诗写作传统的颠覆与突破。该手法源于李商隐以“情”为核心对游仙传统及“人神相恋”模式所进行的移植与改造,体现了尚缘情的晚唐时代风气与后世思潮的前后承接关系,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李商隐诗歌梦意象研究

李商隐一生漂泊寄幕,沉沦困顿,中年又遭遇亲人离世之痛。这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形成多情易自伤的个性特点,由此创作出一系列含有虚幻朦胧梦意象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感受。李商隐诗歌的梦意象虚幻缥缈、内涵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神女之梦,表现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理想之梦,展现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思归之梦,体现其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诗歌真切展现了李商隐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同时也形成了其诗歌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婉约词的创作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李商隐对齐梁歌行的复归及其诗学意义

李商隐“长吉体”古体歌行长期作为整体被接受,后人对部分诗歌体式的判断存在分歧。事实上,篇名与作法中蕴含着李商隐关于“歌”“诗”的辨体意识。《烧香曲》等有歌辞性题目的作品强调体物与讽刺,放弃了个体抒情叙事,在效法长吉体的基础上复归齐梁歌行,被义山视为歌行。《燕台诗》等虽汲取齐梁歌行体调,但具有强烈个体抒情性,被他视为“诗”。随着近体诗律成熟定型,歌行体的独立性面临挑战。中晚唐以降,歌行在诗体互参中失去自身定位,难与古体区分。温、李等人对齐梁血脉的复归窄化了歌行表现能力,无力阻挡歌行体裁独立性的失落。但在晚唐至北宋诗体演进轨迹中,李商隐的歌行观念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

论黄子云《野鸿诗的》对李商隐的批判

李商隐诗瑰丽诡谲、朦胧窈渺,《无题》组诗更是感情深藉、凄艳浑融,允为诗史经典。但清代诗论家黄子云却对此深恶痛绝,在《野鸿诗的》中对李商隐大加斥责,称其为“三百篇之罪人”。究其缘由,除与黄子云颇具个人特色的诗学观、对传统诗学观片面的选择和继承、其自身的个性等相关之外,在时代流变下,以黄子云为代表的“卫道士”对诗歌政教功能的维护也是原因之一。

切实和研究兼胜——评刘学锴和余恕诚先生《李商隐诗选》

刘学锴和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诗选》是一部切实和研究兼胜的李商隐诗歌选本,其通过文史互证和纵横分析的前言、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顾的选诗标准、切实和研究兼备的注释、注重诗意还原和读者接受的鉴赏,带领读者和社会领略和关注李商隐诗歌。

李商隐无题爱情诗探析

李商隐情感深沉细腻的无题诗在唐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无题诗,饱含着他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深情表达。“难圆的爱情之梦”是李商隐爱情世界中的永远缺憾,他的无题爱情诗往往借助书写爱情来抒发人生哲理,充满了悲剧美和朦胧美。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谈李商隐诗的诠释与接受

李商隐的诗是以难懂出名的,有关《锦瑟》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至于解说的方法、角度,可以结合中国诗学,可以运用西方文论,可以论诠释,可以谈接受。不过,读诗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兴",是这个诗歌的生命,给了你什么样的兴发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

《红楼梦》与李商隐

《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 ,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红楼梦》所受唐诗尤其是李商隐诗的影响 ,值得人们充分认识和关注。《红楼梦》虽是小说 ,但通体浸透和充盈着诗的意境 ,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诗的才情 ,尤其在善于用典而富含寓譬、内容隐晦而让人猜测、凄婉哀伤而极富朦胧之美等诗美特色上 ,无疑都或多或少得益于李商隐。具体表现在《红楼梦》的书名取意、作意构思、人物故事以及诗词描写和意境创造等许多方面。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四六”的定名及其意义:从柳宗元到李商隐

自柳宗元至李商隐,"四六"名称初步确立。李商隐《樊南四六》对"四六"名称的确定,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骈文的认识,也体现了李商隐融合骈散的意图。李商隐"四六"名称的确定在骈文学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

楚雨含情皆有——李商隐《夜雨寄北》暨义山诗歌之读解

李商隐诗歌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因其特殊的背景及经历,使事用典的精切深晦、多义蕴,颇不易读解,常有桎碍难通之处。《夜雨寄北》一诗,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然不易得其深层意蕴。本文考释此诗之创作时间及创作地点,并借以展现李商隐大中二年和五年之行踪,探讨该诗之写作对象,分析此诗蕴含之美以及义山爱情诗歌的深层意蕴,并由此而论及其爱情观和读解李商隐诗歌应该持有的态度。

李商隐诗歌和四六文风格的多样性

李商隐的诗歌和四六文均取得很高成就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风格多样。诗歌方面 ,“自开生面 ,兼擅临摹” ,有《锦瑟》那样风格表现为典丽精工的 ,有《落花》那样绚中有素的 ,有学汉魏、学六朝、学杜、学韩、学李贺而能达到很高境界的 ,甚至还有些开宋派的作品。义山的四六文与诗消息相通 ,其总体特征是精丽和富有情韵 ,而围绕精丽和情韵 。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铭》看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

以新出土的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为依据,对李商隐的诗文、"诔奠之辞"、书法艺术以及在墓志中运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并对墓主唐代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王翊元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考证,可补史之所遗。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

李商隐《燕台》四首色泽凄艳、情调迷离。其诗用西方文论的术语来称,是一种客观的投影,是一种外观的形象,但又与作者的情意有相当的关联。要了解并把握其诗歌,必须先有一个与诗人接近的心灵,然后才可进入他的心灵的梦幻境界之中。李商隐的诗不可牵强比附,去做指实的说解。

论李商隐诗的象征艺术

李商隐不仅在写作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段,而且在象征艺术方面有许多创造。他能娴熟自如地运用整体象征手法。个性化和朦胧化是李商隐象征喻象的重要特征。李商隐诗"深情绵渺"的独特诗风和诗歌"多义性"特征的形成,都与其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运用象征手法有密切关系。此外,李商隐诗中的象征还与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抒情手段存在密切关系。理清这些关系,有助于加深对李商隐诗象征艺术成就和特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