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臣李善王逸三家序“骚”之比较——《文选·骚》五臣李善二家注比较研究之二

《文选》“骚类”的各序/解题,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楚辞章句》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以为之,二者多有不同。五臣、李善二家注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未逮乃至大为逊色,尤其是李氏的。合观序注,可知李善节去《离骚经序》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以下文字,与其是否欲“摆脱文学依附经学”如何毫无关系。将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作比较研究,对深入了解五臣李善二家对相关作品的整体把握如何,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略。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李善《文选》注所见《山海经》增注考--以尤袤刻本为中心

宋尤袤本《文选》所见《山海经》文献材料,分别与敦煌本、集注本、北宋监本、奎章阁本、赣州本《文选》对校,其存有与各本不同的《山海经》增注文,且其增注方式不同于赣州本对“已见”例大量回溯,而是通过重新增引及在原注上补充新注两种方式,对李善注进行了补充。另有他本增引《山海经》而尤袤本无的情况,表明了尤袤刊刻《文选》所据底本的复杂性。

《文选》李善注与唐前文学批评

《文选》成书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代还诞生了《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而李善在注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集部书目,却并没有引用同列于集部之下的《文心雕龙》《诗品》等书。通过对李善注引集部书目的梳理,结合《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初期的流传接受情况,可以推测,首先,李注未引二书与李善的注书方式有关;其次李注所引集部书目相对较早;最后《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所阐述的文学观念已大多为时人共识。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四十余种,此四十余种书后世几乎全部亡佚。今凭李注尚能窥唐前部分别集之一斑。尤为可贵的是,李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还据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作比勘与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显示了《文选》诗文在别集、总集中的一些不同面貌,可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

俄藏敦煌写本ф.242《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兼论写本的成书年代

本文参考李善、五臣注,揭示写本无名氏注与陆善经注亦有某种联系。又据写本确有援引颜注《汉书》、又避唐中宗李显名讳的事实,否定学界写本成书在初唐(太宗)时期说,以为当在玄宗以后。最后指出尤延之刻本参据了此写本。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尤刻本的来历探索

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刻本仅存残卷,唯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完好。尤刻本多有五臣注阑入,清代以来大都认为是从六臣本摘出李善注而剔出五臣注未尽,此说长期掩盖了尤刻本的文献价值。今以《文选》诸传本综合考察,发现尤刻本底本是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一个校刻本,这个校刻本又是由一个有断烂的较北宋天圣国子监本之注更详的李善注本而以六臣注明州本李善注补其断烂而来;其断烂处恰为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校者遂取五臣某注补其断烂,于是阑入五臣注。这一发现,澄清了《文选》传本的一桩长期悬案。

《文选》李善注引纬考论——兼及谶纬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

汉代兴起的谶纬文献和思想,在后世屡遭禁止和学术批判,但至唐代还保持着完好的体系特征,这是因为谶纬作为知识与信仰,活跃于中古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之中,构成了社会文化的话语实践,《文选》李善注引用了丰富的汉代谶纬文献,从中可以清晰地分析出上述历史现象。

《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论李善注影响的扩张

唐初的政治文化条件是《文选》李善注获得重大影响的原因,此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文选》李善注对《后汉书》李贤注有直接影响,前者某些具体条目不仅直接为后者借用,而且对后者的注疏凡例有所启发。李贤注利用《文选》李善注来邀宠固位,由此使得李善注的影响越出了文学领域。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文选》李善注之“释义”问题

对李善《文选注》是否"释事而忘义",研究者长期争论不休,成为对李善注最大的争论焦点。其症结主要是双方皆以偏概全,对李善注的释义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李善注释义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数量较少,缺乏自觉性。对李善注释义的数量统计和分析证明:无论是批评李善注"释事而忘义"还是赞美李善注"事义兼释",均是不准确的;李善注是释事为主、释义为辅。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李善、李邕籍贯及世系考辨

唐人李善、李邕父子籍贯一直存在异说。两《唐书》说李善父子是江都人,后人多从此说。而与李邕同时的李白、杜甫、颜真卿等人则称"江夏李邕"。据李邕及其家族墓志铭,李善父子实为唐代江夏(今属湖北咸宁)人。其世系亦历历可考。

李善注《文选》底本与旧注本关系试探

以《文选》李善注本的一些特殊异文与李善注本所存旧注为线索,通过与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的比勘,考察李善注本与旧注本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李善注《文选》底本的问题。认为李善注《文选》采用旧注本的可能性较大,并推测李善作注所用《文选》底本可能原有部分旧注。这为《文选》异文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个源头性的解释,为《文选》李善注的校勘整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文选》李善注引司马相如文舛误举例

李善注《文选》,不仅注音释义,而且引文赅博,对于《文选》的学习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李善注本出现错讹在所难免。今以善注引司马相如文为例,归其舛误为四类:混淆原作篇名;"各随所用而引之";注文错误或与原文抵牾;字形字体处理不规范。

李善的征引式注释

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就李善注征引内容的来源、征引的方式、李善采取征引式注释的原因以及李善征引式注释的学术地位做深入探讨。

李善兰考数根法的研究

基于李善兰考数根法原始文献的解读,将其解译为素数判定的数学原理,并表述为完整的现代数学符号语言。认为其等价于费马小定理,并给出了费马小定理的充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