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制度还是非李嘉图制度——中国物价水平决定的政策与根源研究

在物价水平的决定问题上,理论界一直存在所谓货币论与财政论之争。本文首先以政府预算约束等式为基础,区分了李嘉图制度和非李嘉图制度,然后运用相关数据,先后通过盈余—负债两变量VAR模型和周期性盈余—结构性盈余—负债三变量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属性。结果发现,1985-201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李嘉图制度属性,因此所谓的物价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在中国并不适用。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科学运用,以更好地实现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一个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可行框架:1981—2006

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一个重要的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吗？ --对FTPL理论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但自20世纪90年以来,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引起了人们对价格决定的重新思考。该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如果财政盈余与政府的名义债务是独立的,价格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这种财政制度称为非李嘉图制度;如果价格水平仍由货币政策决定,财政盈余对政府的名义债务做出调整以确保预算约束成立,此为李嘉图制度。本文结合FTPL理论的推论,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冲击的外生性假定和不同变量顺序下得到的脉冲响应所蕴含的不同经济学前提,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李嘉图制度更符合中国实际,物价水平仍然是由货币当局决定,但财政政策对价格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财政体制识别及财政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基于周期调整的财政政策

本文把中国财政政策的变化分解为结构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两个维度,以结构性变化作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代理变量,周期性变化作为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功能的代理变量,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识别,并分别评估了不同财政体制下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稳定器功能对产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政策本身的变化和产出效应均主要由政府部门的主动财政行为决定,即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影响不大;中国的财政体制并不稳定,而是在李嘉图制度和非李嘉图制度之间不断变化;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的财政体制下表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非李嘉图制度下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更强。

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先后遭遇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应对下,我国经济实现了企稳回升,但同时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因此,本文以两次金融危机为背景,采用VAR模型来研究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结果表明,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采用的政策组合方向以及力度的不同,使得政府的融资体系也呈现出不同,进而引发通胀的原因也大相径庭。具体表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融资体系呈现出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非李嘉图制度,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则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融资体系发生了变化,李嘉图制度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也进一步说明,不同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是有差别的,只有准确分析我国通胀的原因,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