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左文库所藏朝鲜活字本李壁注荆公诗发微

本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李注蓬左文库本,从分析其版本特征入手,进而对“李注”被删节的过程、“庚寅增注”与“补注”的关系、“庚寅增注本”以及刘评本的作者、成书过程、思想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纵横比较分析,提出了新的看法。

论李壁注在宋诗宋注中的新特点

有关李壁注的特点,除前人提出的以史证诗、文学阐释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三个方面可以继续讨论:一是李壁在注释中经常把自己和王安石联系到一起,十分注意凸显其个人意识;二是李壁注不但以史证诗,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诗证史方面也有体现,开钱谦益诗史互证之先河;三是李壁注中的诙谐色彩在其他诗注中十分少见。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其个人因素,比如李壁与王安石有相似的出使经历,出身于史学家庭等,但其中也有大的社会背景,比如学术的发展,宋代的党争等等。这些新特点正是在个人与社会因素合力下形成的结果。

李壁注荆公诗考论

王安石诗李壁注,是最著名的宋诗注本之一。本文重点对李壁后期仕历及注荆公诗的具体时间、李壁注荆公诗所据底本的版本系统等问题进行了探索。通过考辨指出,李壁实际居住抚州的时间不到两周年;李壁注荆公诗所用底本与今所见詹大和本、王珏本虽属同一系统,但差别较大,当为更早的版本。

王安石诗李壁注引朱熹说小考

王安石诗李壁注初版于1214年,其后,补注本（约1220年）和增注本（1230年）先后刊行。通过稽考,可以发现,在补注和庚寅增注中,曾引用李道传池州刊本《朱子语录》（初版于1215年）以补充诗学阐释、历史背景、道学思想。从注、到补注、再到庚寅增注的修订和编纂过程中,李壁引用新刊书籍对原有的注释进行补充和修正,而这样的引用,与李壁注初刊本中引用《四书章句集注》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文也由此窥探李壁注“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的诗学阐释方式,并分析其背后蕴含的宋代理学思想传播与印刷文化发展的意义。

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本文通过对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壁注《王荆文公诗》宋刻残本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大致梳理出是书编撰、刊刻和流传的过程,并认为,李壁不但是"补注"的撰者,也是"庚寅增注"的作者;刘辰翁删节、评点李壁注《王荆文公诗》元大德五年王常刊本,保存了宋本的主要内容,其价值不可轻易贬低;大德十年毋逢辰刊本等试图复原宋本原貌,于注文内容一无所增;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朝鲜活字本虽相当忠实地保存了宋"庚寅增注"本的原貌,但宋本有而朝鲜本无的注文,并不在少数;至于朝鲜本只保留刘辰翁评语中正面评价王安石诗和李壁注的内容,而将带有贬义的批评文字删去,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士人对王安石诗和李壁注的接受。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五卷勘误补正

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虽然已被学界关注并陆续点校出版,但仍有大量漏校的内容,讹、脱、倒、衍时有发生。有些讹误是在版本流传中产生的,与李壁本人无关;但也有一些讹误是李壁个人造成的。总之,这些讹误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笔者现以《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五卷为例,对李壁注重新进行校勘,并将其中尤为重要的讹误列举出来,共89条。

論《王安石詩李壁注》之引後人詩作注

傳統的詩歌注釋以解釋詩歌的用典爲主,並常通過引用之前的作品來説明詩歌的字法、句法源流。作爲宋人注宋詩的《王安石詩李壁注》,在注釋詩歌時,却徵引了大量晚於王安石時代的詩文。本文分析了李壁注引後人詩爲王安石詩作注的不同類型,提出李壁注引後人詩是李壁"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的詩學闡釋方法的體現,並指出李壁注誕生於重議論、重親證的宋詩宋注的環境之中,這樣的徵引也與宋人注宋詩和宋代詩話共同演進的歷程密不可分,而後來詩歌注本體例漸嚴,注評的分離,使得詩注中"重議論"的一面漸趨消失而不再獲得認可。

论沈钦韩的《王荆公诗集注》

乾嘉考史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这一特点贯穿于诗歌注释中。在《王荆公诗集注》中,沈钦韩针对宋代李壁《王荆公诗注》的错漏作了详尽精确的补正:首先,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单纯"印证"转移到"印证"与"考证"并重,对王安石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详尽的解释。其次,沈钦韩重点解释了典制、地理等特定的历史名词,以此为根据对王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可靠的补充。此外,沈钦韩也具备诗文创作的才能,针对王诗所用的古典也作了补注。《王荆公诗集注》在王安石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