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德日记》节译之六

这段日记记录了李安德1748年9月27日至1749年2月22日这近5个月在四川的活动。经历了1746年的教案之后,此一时期处于相对安宁的阶段,李安德用不少精力处理教民的背教问题。显然,他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

中国本土神父李安德与他的《日记》

李安德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四川省的传教贡献尤为显著。这位中国本土传教士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自1747年至1764年近二十年间四川的传教概况以及风俗民情。《李安德日记》的发现及出版对于清代禁教时期中国天主教史及地方社会风俗民情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李安德日记》节译之二

李安德在这一部分拉丁文日记中，记录了1748年1月1日至3月3日他在成都的日常生活和见闻。这一时期，由于1747年教案的余波未平，四川教民还处于恐惧的情绪之中，不过，有些教民家中还是放弃了传统的祖先神主，代之以“天地人物真主神”“无始无终自有之主神”的牌位。这部分日记还含有数条有关大金川之役的史料，记载清军在前线的失利、成都市区的恐慌及关于乾隆帝的谣言，是相当难得的文献。此外，有关官府追查白莲教徒及朱弘生下落的材料，亦值得重视。

清中期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李安德神父信札》书后

《李安德神父信札》是一份收藏于巴黎外方会档案馆的拉丁文手稿,作者是清中期巴黎外方会中国教士李安德(1695~1775)。手稿由两位法国学者整理,并初步译成法文。借助这份十分罕见的文献,本文研究了其中所涉之暹罗、法国、罗马教廷的信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如李安德对缅甸灭亡暹罗大城王朝的了解,以及祝贺法国王太孙出生、感谢奥尔良公爵捐赠巨款、与罗马教廷讨论中国礼仪问题等,认为这位曾在暹罗留学9年的中国教士,虽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四川,却具有非凡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超越了那个时代,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七种生年说的迷雾——李安德神父生年考

清前期中国神父李安德的生年问题,由于李安德自己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对象时有七种不同说法,一直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在逐一分析了七种说法的出处和背景之后,本文认为李安德本人不清楚自己的生年,是造成悬疑和歧义的主要原因。进而,本文借助李安德启蒙老师白日昇的两处记录,推断李安德出生于1695年。我们发现,在考证这个问题时,本应是有力证据的内证,反而是制造迷雾的始作俑者;而本只起辅助作用的外证,却成为确认生年的关键。可是,即使遇到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况,借助有力的外证,我们仍然能够接近真相。考证研究的复杂和魅力,由此亦可窥见一斑。

康乾时期第三方视角下的四川土司——以白日昇、李安德二神父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在两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白日昇和李安德的法文书信和拉丁文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关于四川土司的记载。他们笔下所呈现的四川土司,有别于习见的中文史料,是来自第三方视角的观察。这些记载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新我们对清中期土司的认知。经考证,我们基本认定白日昇所记录的四川土司为瓦寺和天全土司。他所勾勒的瓦寺地区的信仰、习俗、战争、传教等活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细节;他对于天全土司高一柱的生动描绘,透过沉闷的历史文献,复活了一位康熙时期川西土司的生活画面。李安德在日记中对大金川之役的叙述,是当时罕见的批评清政府的史料,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与乾隆帝之间,他倾向于同情前者,认为清军所宣扬的胜利,是一出欺人的戏剧。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当不必顾虑"文字之祸"时,一个乾隆时期可自由表达的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和声音。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清代战时社会——以战时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朝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在川主持教务的巴黎外方会神甫李安德将其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罕见的清人战时生活图景,从中不仅能够一窥战争对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亦可从战时广为传播的流言中了解清代下层民众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想法。

清前期暹罗总修院的中国修生(1665—1760)

1665年,为了培育东亚本土神职人员,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首都大城建立了一座总修院。此后近百年间,至少有五十位中国学生进入该修院学习神学、拉丁文及其他西方人文学科。虽然这些学生并没有踏上欧洲本土,但其中一些人的学识并不逊于当时欧洲修生的水准。他们回国之后,在传播西方宗教和文化方面均不乏建树。从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审视,暹罗总修院是西学东渐的一个中转站,西方文化在此登陆,然后再被转运到中国内地;而在更广阔的17—18世纪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网络中,暹罗总修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节点,它从社会的中下层,使欧洲、中国、越南、马来半岛、印度、日本相互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