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作家李定夷与《新上海现形记》中的上海社会

李定夷是民初活跃在上海文坛的报人作家,曾参与编辑《民权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刊物,任国华书局总编辑,以哀情小说名世,著述颇丰。《新上海现形记》记述了二十多件上海社会的骗局,着力于批判民初上海社会的黑暗面。作品揭露了民初上海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的都市文化与风俗场景。作家对都市上海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上海是他年少求学之地,此后旅居于此,以编刊与创作为生;另一方面,他又对上海心有隔膜,存在身份疏离感,斥之为罪恶渊薮。小说为读者揭示出民初上海社会尔虞我诈的重重黑幕,描绘了五方杂处的都市社会各阶层人物侧影,其中所呈现的都市景观、社会风潮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死死生生总一死 离离合合竟长离——论李定夷小说“劫制其生”的悲剧模式

民初著名小说家李定夷,被称为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的一系列言情小说,通过对当时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自由婚姻"的关注,表现民初社会里人心的险恶和爱情的艰难,呈现了"劫制其生"的悲剧模式,既带有"情因恨果"之宏观主题设计的时代特色,也是作者佛教信仰的必然。

鲁迅札记三题

关于把《乐人扬珂》视为“滑稽小说” 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

论《乐人梦儿》对《乐人扬珂》的误读与改写——兼及《域外小说集》20世纪初年的读者接受

鲁迅在群益版《域外小说集序》提及《乐人扬珂》曾被抄袭一事,其实并非如他所言是“只差了几个字”的文本搬运。抄袭者李定夷通过删减、拼接、想象等方式,改写出一篇风格和主旨与原作截然不同的小说《乐人梦儿》。出于对“不可信”的叙述者的错误信赖,李定夷误判了显克微支“用谐笑之笔,写悲惨之情”的创作意图,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物不断嘲弄的滑稽笔法。《乐人扬珂》的英文底本运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这一现代小说技巧,周作人尽可能译出,李定夷却将其通通归化为直接引语,诸多改写背后支持的是强大的中国叙事传统。这也恰恰解释了《域外小说集》在民初读者市场上遭受销售失败的原因之一。

简论西方文学对早期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旧中国的一个都市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近十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的发展壮大,鸳鸯蝴蝶派逐渐走向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流派便完全从文坛上消失了。鸳蝴派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也较其他体裁作品为大。小说的内容极为驳杂,大致可分为言情、社会、武侠、神怪、侦探、军事、历史、黑幕、宫闱、娼门、滑稽、民间等类别。其中,言情小说居于首位。2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仍占据主要位置。本文试图探讨早期鸳蝴派(偶尔也兼及非鸳蝴派)言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因为这一问题至今还少有人讨论。而要研究鸳蝴派的兴起,似乎又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三十年忘年交——陆澹安

多数常接触新文学的人大概对“鸳鸯蝴蝶派”不免有点心理障碍。我过去对这派的作家也怀有定见,总以为不论写言情武侠,写洋场风情的这些作家,大抵是以文为戏,不很敦厚扎实的文人。直到建国初期和素称该派首席代表的严独鹤略有接触之后,成见开始动摇;而当和以前也被列为该派的陆澹安交往之后,以往的成见就彻底改观了。陆澹安在1955年出版了《水浒研究》,是建国初期以专著(报刊上的散篇论文不算)问世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