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峤百咏》的祥瑞书写及其成因——兼及武周天命建构中的文学创作动机

《李峤百咏》作为初唐五律定型过程中的范式,在对象选取、意象用典和意境营造中带有明显的注重祥瑞的特点。这与当时的宫廷咏物诗风以及李峤的官职和写作经验有关,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需求及李峤的政治立场存在内在的联系。因为武后以女身称帝,尤其需要藉助祥瑞表征来凸显自身的天命之应,而李峤以诗歌的形式参与武后的天命建构与祥瑞宣传。

《李峤百咏》的启蒙思想与诗学价值

唐以前,蒙学读本以识字为主;到了唐代,诗歌被引入到社会诸方面,训蒙诗的创作便成了唐诗与文学、蒙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唐训蒙诗以咏物为主,兼及咏史,《李峤百咏》即为各咏物类训蒙诗之典范。然后世论者对《李峤百咏》多有贬抑,甚至引发了后代对咏物诗不同的价值评判,更有论者认为《李峤百咏》文体陈腐并多夹连篇累牍之隶事用典。其实,作为训蒙诗,《李峤百咏》开创了唐蒙学发展之新领域,开启了格式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作为五律咏物诗,《李峤百咏》实现了对诗词经典的多样认知与阐释。无论就启蒙思想还是诗学价值而论,在唐代文人的诗赋作品中,《李峤百咏》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句题诗看《李峤百咏》在日本的接受情况

近十余年来,作为平安时代日本汉诗主流的句题诗开始备受关注。然而这一诗体形成过程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本文以《文笔问答钞》中的相关记述为线索,比较考察了句题诗在诗体、题材、用语等方面与《李峤百咏》的共通性,并从创作环境与作品性质的两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分析。句题诗与《百咏》式咏物诗的密切关联不仅意味着《百咏》对句题诗体的确立可能发生过深刻影响也为我们思考《百咏》与日本文学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类书与唐代“檃括体诗”

檃括的本义是矫正曲木之工具,其本质在于“改”,也就是不断追求事物的简化。类书的编纂实际上是不断追求简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部类的划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标题隶事”“事对”等来简括纷繁复杂的事物上。李峤的120首咏物诗将所简括之“标题”在音律、对仗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符合一定的格式,与类书的编纂有相似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百咏”可视为唐代的“檃括体诗”。考其成因,科举考试的帖经和试策为其成诗的社会因素,而初唐文人争以藻饰相高的文风则是“百咏”成篇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