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的“西政”翻译及其形象生成

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西方政治题材译作作为指引晚清维新运动的重要文本,对晚清的政治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对李提摩太的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进行深入的剖析,探讨他在翻译活动中所设置的政治议题以及他所塑造的西方政治形象,揭示作为政治事件的翻译以及事件执行者的译者在一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是来华长达45年之久的英国传教士,由于他早年在山西赈灾中与山西官民结下较深的感情,因此,在20世纪初,乘来晋处理教案之机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并按英国的教育模式去建设和管理西学专斋,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为山西高等教育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蓄力与开蒙:李提摩太在华社会关系网的拓展及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华45年间,不仅深入底层探究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还借助医学传教及赈济灾民等手段,精心编织了一张连结上层社会的人际网络,搭建起一条通往大清政治高墙内的阶梯。基于对中国底层的了解,他的相关建议切中时弊,受到清朝官员的重视。借助不断拓展的政界关系,他与他所代表的教会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也实现了从底层读者到上层读者的圈层切换,《万国公报》等教会书刊甚至成了光绪皇帝的案头书。而随着上述言论思想被更多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万国公报》等教会报刊和书籍也为中国民族报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范例,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

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甲午后,社会进化论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其功应归于严复译《天演论》(1896),而1899年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则是对《天演论》的回应。《大同学》一书被称为"斯宾塞福音",内容为社会进化论加宗教伦理。原著为颉德《社会进化》一书,当年在欧美非常流行,在清末中国也影响不小。译作《大同学》征引了原著所无的大同学说以及理学,以论证基督教的社会作用。颉德认为:进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效率,这有赖于一种利他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于宗教。基督教为西方文明进化提供了一种超理性的制裁力。颉德的观念影响到了梁启超的思想。不同的是,梁氏将颉德的"应用基督教"的公式,替之以"应用佛教",进而以求新小说、新民、新国。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广学会是在 1 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而创办的 ,它与近代寓华西人所设立的其它传播媒介的重要区别 ,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 ,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 ,是在 1 891年李提摩太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 ,广学会之所以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 ,是与李提摩太的领导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 ,广学会也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两者相得益彰。

论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活动及其理念——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讨论了晚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慈善救助活动和思想。研究发现,基于社会实践者的切身体验及感悟,加上作为传教士的宗教动因,推动了其慈善理念的出现和发展。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理念是,从救助灾民开始,考虑社会成员的长期发展,提出预防为主的观念;灾后,他的救助思想从社会底层转向社会知识分子和官员等社会精英人群,试图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推进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转折,不仅救助了社会底层的群众,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大推动了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和西方社会科技的传播。

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

作为一部英国三流历史学著作 ,《泰西新史揽要》却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方历史学译作。这部本来以改善教会在华处境为目的的译著 ,完成出版之时恰逢甲午战争的危局 ,不仅近代中国人把它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 ,而且李提摩太也不由自主转移了重点 ,更多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变革论争之中。李提摩太的很多工作 ,诸如译书、文章著述、参加反缠足会、创办山西大学堂等等 。

论李提摩太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的影响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转型中,李提摩太的影响是积极的,他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办馆模式、管理方式、服务理念等介绍到中国,从而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

壬寅之年(1902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所所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但旋即相继夭折,其中只有山西大学堂一枝独秀,坚持了下来."山西大学堂还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教学风格和组织形式,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p.77).而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上层路线: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关系初探

在晚清史上,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之间曾相从甚密,双方在赈灾、改革及处理教案等问题上均有交涉往来。在李提摩太看来,唯有与官方的合作才能取得传教的最佳效果;李鸿章亦相信,与外国人的亲善或许给改革带来契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在俗世事务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寻求官教合作的上层传教路线却未能如愿;李鸿章亦因签署太多丧权条约,其苦心经营的洋务改革终亦失败。李提摩太与李鸿章之交往折射了近代中国变革之路的艰难。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提摩太:报业“政论时代”的揭幕者

李提摩太在华期间,以传教赈灾、著书立说、游说参政、办学兴教等方式活跃于中国社会,对中国的社会改良影响深远。经过长期的在华传教实践,李提摩太摸索出一条走"上层路线"的传播路径,办报立言成为他在精神上引导中国上层人物最为有效的方式。他顺应中国洋务和维新的社会思潮,通过执掌《时报》笔政和主导《万国公报》言论,对洋务大员和维新领袖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确立了报刊干预政治和现实的时代风向,揭开了"政论时代"的序幕。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救世之弊”与“改头换面”:李提摩太的《天伦诗》汉译

李提摩太1898年对《天伦诗》的汉译,既是其入华之后翻译观念的延伸,也是新教传教士整体上注重文字功用的显现,而且与晚清社会的变革需求有着具体关联。李提摩太将西方文明纳入基督教范畴的观念与做法,为其西学译介、文学活动提供了教义上的合法性,并且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融入了其中。原诗所蕴含的新古典主义思潮,对理性、秩序、逻辑等的诠释,与李提摩太的择取也正相切合。这一事件成为近代中西文学交流中的典型案例,将文化的碰撞与对接、翻译中的宗教与西学、译诗的文言形式与口语化、内容上融入的儒家观念与世俗意图等问题,以相互生发而又集中一处的方式给予了显现。探究其中存在的矛盾及历史合理性,有助于深入认识近代中国西诗汉译的过渡性演变与潜在意义。

“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

李提摩太来华之初,遵循传统的街头布道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丁戊奇荒"发生后,李提摩太积极进行赈济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丁戊"赈灾为契机,他广交官绅,译印书刊,培训当地教会领袖,借推动中国改革之机力图使中国皈依基督,从而开创了一条新的本土化传教路线。然而,近代中国的变革日益走向非基督教化的趋势,这是李提摩太所不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