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以李攀龙五言古诗创作为中心

李攀龙在《选唐诗序》中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一观点代表着李攀龙本人对于五言古诗的诗学理念。结合李攀龙五言古诗的实际创作来看,其五言古诗所摹拟的对象,是以汉末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为代表的汉魏古诗,这代表汉魏五言古诗在李攀龙心中是五言古诗的最高艺术典范。从其诗论价值看,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一论断虽然有些许片面,但是在客观上,却促使其后学者加深对五古这一诗体的研究与讨论,这无疑对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真伪问题再考辨

关于旧题李攀龙《唐诗选》一书真伪问题,国内学界大体认可《四库提要》的说法,以此书为明末坊贾所伪托;日本学界则大体接受森濑寿三的说法,以此书确出李攀龙之手。然而此二说均非有可靠的史实作为依据,难以对《唐诗选》的内容作出圆满解释。凌濛初在《唐诗广选序》中提出,此书乃王世贞家的"馆客某者"从王氏携归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原稿中的唐诗部分摘抄而成的伪书。学界多以此为不足信,然考诸现存文献可知:是说却是史源最为直接,可以较为圆满地解释《唐诗选》的内容,抵牾最少,最为近真相的。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谢榛与李攀龙之争新论

谢榛与李攀龙之争改变了后七子团体内部结构,对谢榛在文坛的地位及其创作倾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界对两人争端有诸多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五说:性情所致;文字误会;名誉之争;地位差距;持论不合。均非令人信服之论。从明中叶党社斗争的角度探究可以认定:导致两人矛盾爆发的重要契机乃是当时日益严峻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文人集团与权臣严嵩的斗争。

评杜、选杜与学杜——明代李攀龙对杜诗的传承

杜甫诗是后世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明代"七子派"学杜、宗杜,其中李攀龙在选唐诗时,杜诗入选数量最多;评唐诗,杜诗为一个标杆。这种选、评体现出"七子派"的诗学观。李攀龙学杜,传承着杜诗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诗情上,以忧心国事、体察民瘼为主要内容;诗境上,注重锤炼雄浑蕴涵之境;诗艺上,追求格律宛亮、章法严整。李攀龙虽有模拟之弊,却不能掩盖他在传承杜诗上做出的成就。

李攀龙及其唐诗选本中的李白接受观

李攀龙在诗歌创作中透露出的仿李白痕迹,以及其编定的《诗删》对李白古诗的裁汰和对律诗和绝句的突显,反映了他从格调理论深化的角度来理解盛唐诗歌的方式及其自身的矛盾特征。与对待杜诗的态度相比,李攀龙在面对李诗时所透露的诗学观念,一体现在古诗创作中对李白不自觉的摹仿方式与其古诗辨体理论的矛盾,二体现在对李诗五律和绝句的拔高与否定其七古歌行之间,涉及到的"唐体"标准的矛盾,三体现在确立所选李诗诗典范时,其雅正观念与诗体观念之间的矛盾。李攀龙对"格调"特色相对较弱的李诗的接受态度,鲜明体现出明中期格调论面临变革的实际状态。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李攀龙边塞诗的创作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诗歌,具有以法式规范创作的倾向。其边塞诗有两类,一类是前所未有的海防诗,一类是传统的塞防诗。前一类因无所依傍,其诗写得内容真实、意象新颖、气韵流动;后一类,他力求模仿盛唐边塞诗,但社会现实已与盛唐相去甚远。因缺乏现实支持,其诗情调苦涩、内容沉重,差可与中唐边塞诗貌仿佛。由此得出结论：主观上追求的范式、格调,只有与客观现实吻合时,才有效果,否则就会出现法式与创作实践的冲突。法式只能服从于现实内容。

论李攀龙传记文的说理方式

李攀龙的传记文书写,反映了作者清晰的立意诉求,并呈现出某些特定的体式特征。夫妇墓志的合传化处理,反映了修辞对主题的自觉配合;论赞的稳定结构,有助于文章意旨的补充明确,并满足作者抒发己见的需要;以古洁风貌改造经义语体,则提升了说理的气格。解读"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既要考虑流派论争的具体背景,也应结合作者的创作实情,从而区分方法论与本体论间的差别,更加辩证合理地看待李攀龙的文道观。

先意定格的窘境李攀龙七律对——李颀的“拟议”与“变化”

李攀龙七律的诗意凝滞、意境淡化以及沧桑老成,与其取法李颀而偏重格调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李攀龙七律取法盛唐而片面追求气势、格调的倾向,促使复古派诗人逐渐认识到自身创作的局限性,进而从理论的高度对诗歌创作中意与法的关系、格调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反思。尽管李攀龙的七言律诗本身在"拟议"与"变化"之间瑕瑜互见,但其在明代复古派诗人及后世评论家中引发的理论思考与理论阐释无疑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的模拟与创变

李攀龙重视学习盛唐诗,但并非"拟古不化";他不仅接受并学习唐诗传统,更有着反思和改良唐诗传统的尝试。李攀龙的七言古诗即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拟议以成其变化"的诗学主张。从词句、章法层面上,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学习,在词句以及创作技巧上多有借鉴盛唐七言古诗之处。同时,李攀龙的七言古诗风格面貌与盛唐七言古诗不尽相同,他将描写重点由盛唐的自然物象转移到了人物形象上,并且对七言古诗的创作技巧进行改革,使得其七言古诗呈现出"人文化"与"整练"的个人特色。

“风尘”与“白雪”:李攀龙诗歌的心态特征

李攀龙诗中最多"风尘"与"白雪"意象。"白雪"寄寓他治世与文学革新理想,他有强烈的革新理想,却选择避宦的文学战斗形式,在明后期士子心态里具有典型意义。李攀龙扛起文学自觉前进与朝政黑暗衰乱的负重心态,又以"风尘"渺小轻忽心象反映,既有自喻之悲,更有喻他之痛,集中在文学艰辛与仕宦泥滓感受。"风尘"与"白雪",是李攀龙心理的悲歌。

谢榛与李攀龙“绝交”始末辨析

谢榛被削名“七子”和与李攀龙的所谓“绝交”是后七子内部的一桩著名公案。五百年来一直为文学史家所关注。其始末缘由虽众说纷纭,但历来同情谢榛者为多,以为李攀龙等人党同伐异、欺凌布衣,继而大张挞伐。事实上,李、谢的决裂是由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其中的是非恩怨十分复杂。根源则在于以“山人”身份干谒的谢榛倔强自负,与诸子时起冲突,又二三其德,作出了一些不够光明磊落的举动,遂激起众怒,李攀龙最终贻书示绝。但实际上,此后诸子与谢榛之间的交往并未中断,李、谢之间还多有书信诗歌往来。

李攀龙律诗地位辩正及其成就简论

作为明代"后七子"派复古运动的领袖和文坛主盟,李攀龙身后毁誉参半,攻讦不休。其诗歌的突出弊端在于乐府诗的剿袭与剽窃,然而瑕不掩瑜,其七律七绝可谓高华矜贵,直接盛唐,呈现出雄浑峻洁,风神高迈、深远高华,风骨内含、语近情深,沉著意真、拟议变化,出神入化的鲜明特征,也带有格调辞意,不胜重复的弊端。

王世贞与李攀龙的文学交游

作为明代历史上位高名重的文坛大家,王世贞身显名扬,交游广泛,另一“后七子”领袖人物,李攀龙主盟文坛二十余年,他们一起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本文通过分析王李两人的文学交游,可知两人文学复古主张的差异性,李攀龙主张存在尺寸古法,王世贞追求性情之作,强调学古的多样性。二人文学交游过程体现了明代复古文学发展的变迁,其中孕育了复古与反复古的因子,共同推动晚明文学流派的演化进程。

李攀龙对明中叶山东诗坛的影响

李攀龙是继边贡之后的又一位山东籍文坛巨匠,作为"后七子"诗社领袖,他对嘉靖后期山东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通过结识志同道合的山东进士,推动了第二次复古运动的诞生;二是积极奖誉揄扬济南同乡,促进了"历下诗派"的兴盛;三是一批私淑瓣香或交往唱和的文人士子宗尚其主张,壮大了复古力量,扩大了复古运动的影响。最终在嘉靖后期诗坛上,一批优秀的山东诗人崭露头角,绽放异彩,也使山东在北方诗坛的地位日益显要。

李攀龙诗歌意象研究—以“风尘”意象为中心

明代李攀龙诗追求格高调古,配合这一诗风,他善于选择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空间辽阔感的古雅意象造境;同时,其诗歌中还常出现微末不名的“风尘”意象。通过对李诗意象群类的比较,以及对李诗使用“风尘”意象不同义项的分析,我们认为,李诗的“风尘”意象是具有时代文化底蕴的意象。

朝鲜文人崔岦、李廷龟与明复古派李攀龙、王世贞交往传说考论

朝鲜文人崔岦、李廷龟与明复古派领袖李攀龙、王世贞的交往传说,虽然在朝鲜文坛广为流传,但其故事内容并非真实存在的史实,而是后世"好事者"虚构的产物。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朝鲜文坛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掀起的复古文学运动,以及17世纪后期兴起的对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的批判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崔李"与"李王"的交往虽为虚构,但背后所呈现出的朝鲜文坛对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由推崇至批评的演进历史,以及朝鲜文坛复古运动的兴起受到李攀龙、王世贞影响的情况,却是真实的。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