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与《民众导报》

《民众导报》的创办 李敷仁办的《老百姓》报被迫停刊后,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李敷仁同志非常痛苦,多次痛楚地说:“老百姓娃给人捏死了!”他四处奔走,要给《老百姓》再找出版的机会。自此报停刊后,敷仁的心情很不好,生活潦倒,于1940年9月初赴渭南县固市中学教书。 从此时起,他先后在固市中学、兴国中学、技艺师范等校教书,不过愿为老百姓办报鞠躬尽瘁的宏愿并未泯灭。 他在教书期间,巧妙地为老百姓编排出版了《农村周刊》,用他作社会调查得到的事实替人民呼吁。例如,1944年12月23日他在《小学教员的生活》一文中写道:“……因而我们要大声疾呼:‘救救先生!救救先生!’”,“我们希望:(一)不管私立、县立、保学、中心小学。

三秦教育史,至此添新页——李敷仁教育思想述评(上)

李敷仁(1899—1958)原名文会,小名蒲咸,字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县(今咸阳市)北杜镇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入本村私塾读书。1925年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毕业。上中学时,受到魏野畴等进步人士的引导,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秋在县立高级小学任教,后又到省一中任教员。1931年由杨虎城将军资助,赴日本留学。1932年回国后,他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训育主任。

李敷仁与抗战教育

李敷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民俗学家。他因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赢得人民的尊敬,以循循善诱、教学得法而深受学生爱戴。 李敷仁同志是陕西省咸阳北杜镇人,名文会,1899年生。他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受魏野畴同志启发引导,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中学毕业后,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他在家乡鼓吹农民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后到西安由杨虎城将军资助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先后在西安市和渭南等地任教,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教育界进步人士,宣传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自由。

李敷仁“百姓教育”论析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教育家,李敷仁一生都尊崇和践行百姓教育。其百姓教育不仅和抗战教育紧密结合,延续了“五四”的救亡和启蒙精神,而且和新闻报刊事业融为一体,与精英教育高度关联,既形成教育大众化的自觉样态,也找到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有效路径。

三秦教育史 至此添新页——李敷仁教育思想评述(下)

李敷仁根据小学教育、教学的特点,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在《民众导报》上连载了有关初等教育的通俗读物,影响深远。他以“三字经”形式,从饮食,见客、勤谨、玩耍、睡觉、说话、上堂、下课等9方面,阐述了他对初等教育的真知灼见。纵观全文,可体现如下几点思想:1．重视礼貌教育和早期劳动习惯的培养,如学生在家“见熟客,请进座。……话要少,礼要恭”。学生在课堂上,“先生讲,静静听,不说话,不起哄”。“有疑问。

李敷仁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大学

1946年9月，李敷仁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延安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延安大学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转战的过程中，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全体师生，在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顺应形势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教育活动，为陕甘宁边区的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谱写了延安大学校史中最光荣的一页。

李敷仁校长与西北政法大学的新闻教育

李敷仁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延安大学时期的校长。他既长期从事教育,深谙教育规律,又长期执业新闻,熟悉新闻规则。李敷仁较好地克服了战争时期开办新闻教育的种种困难,摸索出了一整套关于战时新闻教育的培养模式及工作机制,当时的新闻班经历了从'野战大学'到教育正规化的实践,在党的新闻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李敷仁虎口脱险纪实

1946年的5月，西安地区乌云突起，暗无天日，特务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李敷仁绑架枪击。在西安、咸阳地区一片白色恐怖。

论《老百姓》报的“百姓”情结与成功启示

《老百姓》报是抗战时期在西安创刊并得到群众普遍赞赏的通俗报纸,它的"百姓"情节、群众情怀是制胜的法宝和成功的秘籍。具体而言,其浓郁的"百姓情结"体现在:坚持"人民办报、办人民报"、"一切为了老百姓、为了老百姓的一切"的编辑思想和办报特色;牢牢把握"依靠百姓,面向百姓,服务百姓,赢得百姓"的创刊理念和出版方针。该报坚守"替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话"的鹄地,抱持"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南针,对当下报纸的转型升级和报业的改革鼎新亦大有裨益。

抗日时期有影响的通俗报纸——《老百姓》

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师范学校内出现一份抗日的通俗报纸——《老百姓》,创办人是共产党员李敷仁和一群热心这一事业的人。初为八开两版、旬刊,后扩充为四开四版,周报。该报栏目丰富,有社评、时评、短评、述评以及一周战事、社会情况、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1940年4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手续不全'(根据李敷仁发表于《老百姓》1940年4月6日的《与读者告别》)为由勒令《老百姓》停刊,此时共出版113期。《老百姓》在没有代销处。

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刘端棻同志溘然逝世了,对他一生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永远使我崇敬和怀念.刘端棻同志终生坚持不懈地献身于党的理论教育事业.解放前,在延安大学他任教育处长,(校长是李敷仁同志)实际上他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领导各班、系同学,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各项政策.当时我们同学,有些看不起“小册子”,喜欢读大本书.他反复耐心地教育大家要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像《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学习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等.为了解放后扩大招生和培训,研究室分成三个组:马列组(马列主义理论)、中革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政策组(党的各项政策)。

一家历史名报的终结——《秦风·工商联合版》50年祭

50年前,1946年三四月间,日寇投降不久,陕人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然而,对坚持公理正义的陕西进步报业和报人来说,这时候却无异于雪上加霜的严冬:几位名报人遭杀害,一家在陕西和西北颇负盛名的报纸——《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反动当局捣毁,不久被迫关闭。 《秦风·工商联合版》原本是两家,即《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也都是陕西地方性的名报。《秦风日报》原系地方人士成柏仁、张翔初、寇胜浮、杨子廉等人所办,以杜斌丞为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这些人有的是地方名流,有的还是省参议员,对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有所不满,常在该报揭露陕西省政府的贪污腐败,并在抗日期间承印过中共的《新华日报》,以此早就结下宿怨。《工商日报》原为曾在杨虎城部任过职的刘文伯所办,后经在杨部任要职的中共党员许权中举荐,张性初(张秉仁)被任为总编辑,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国民日报》及《中山日报》轶事

1926年11月,“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之后,冯玉祥来了,刘镇华跑了,陕西的国民革命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形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当年12月22日在西安城里办起了一张面目全新的报纸,这就是后来在陕西报业史上享有盛名的《陕西国民日报》。该报社址在西安市梁府街(今青年路第二印刷厂),报头几个字是于右任隶书题写,对开四版,日出两大张。这家报当时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却是由一些中共党员办起来的,社长雷晋笙、刘天章,总编辑杨慰祖、孟园梧,编辑白超然、王授金、赵宝华、金宏图,印刷厂长王尚德等,都是中共党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西安解围后,陕西的国民革命,事实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高潮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地县党部,也是共产党员领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等。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徐根竹:放羊娃出身的红军医生

战斗中负伤改行学医 1916年,徐根竹出生于福建龙岩大洋村一个贫苦雇工的家庭,从小为地主放羊,15岁参加红军,刚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一次战斗中,徐根竹右脚负重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以惊人的毅力。

回望英烈故事 缅怀英雄品质

中华民族伟大悠久的历史,由一代代民族英雄儿女热血谱就。近现代以来,英雄故事尤为慷慨,民族史诗何其壮烈!他们或艰难求索,或奋斗奉献,或以身许国……奏响人生壮歌的最大信念和精神意志,是为中华民族之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新时代新征程上,高唱英雄赞歌,弘扬传承英烈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