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和杨光楣同志商榷

杨光楣同志在《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发表的《〈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以下简称“列传”),引用地方志书,对“列传”述及的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辨析,对“列传”的真伪提出看法,有助于深入探讨李文学起义。我个人多次到哀牢山区及附近十余个县调查李文学起义,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但搜集了一些资料,觉得杨同志的看法值得商榷。现写出管见,就教于杨同志和读者。杨同志根据方志指出“列传”不少记载之失实,是可以的。但是,仅仅根据方志的记载就否认“列传”真实却可能失之偏颇。

评《李文学起义》

《李文学起义》(以下简称《起义》),由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写,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内容系反映清成同年间,云南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反清斗争事迹。 为歌颂农民起义,尤其是历来反映甚少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义》

论李文学起义的特点及其政权性质

十九世纪中叶,云南哀牢山地区爆发了以彝族雇农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二十年(1856—1876),它在革命中建立的政权——蜜滴帅府也坚持了十八年之久(185s—1874),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非常难得的。李文学起义的高潮时期,其兵威所至,差不多达到了半个云南。起义军直接控制的区域,包括哀牢山上、中段和下段的一部分,以及蒙乐、六诏山的一部分,据有现今南涧、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等十个县的全部、大部或一部,总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五十多万,有彝、汉、回、哈尼、傈僳、白、傣、布朗、苗等民族的劳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这次起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并且建立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政权。分述如下。

杜文秀起义与李文学起义

为了探索彝族农民革命领袖李文学及其领导的哀牢山起义军在杜文秀大理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提点粗浅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清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在大理建立革命政权,对政治、经济,军事进行重大改革:军事方面的改革是建立起一支与封建统治阶级掌握的“官军”相区别的农民革命武装,率领这支武装力量的职官有大元帅、大都督、大司、大将军、都督、将军、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大元帅职称仅杜文秀获得,大都督为数极少,早期只有蔡发春一人。因此,武职中最重要的为大司。大司是带领大军冲锋陷阵、镇城防地、独当一面的主将,职位与大都督相当,仅次子大元帅。大司名号多达40多种,分授给六七十人。

季文学的经济思想与起义军政策实施情况初探

太平天国后期,云南省哀牢山区的彝族农民,“历受汉庄主欺凌,僻居山野,贫苦为生,几十世”尤其“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哀牢夷雄列传》、《李文学传》、

咸同年间云南各族农民起义的特点

(一)道光3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在云南,与之相呼应的是纵贯咸丰、同治两朝的各族农民大起义。引起这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阶级矛盾。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日趋黑暗,压迫剥削日甚一日。据光绪《云南通志》记载,从1724年至1827年的103年中,全省耕地面积由64115顷扩大到92888顷,增长44.6％,田赋则由141378石上升为240548石,增长68％强,田赋比耕地增长幅度高出50％;同期,人头税由91257两增到204831两,增长了124.44％强。云南社会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官吏、豪强的敲榨勒索,到道光成丰之际,人民已贫困不堪。“官仓患陈腐,秋粮皆折银。田中不产矿,卖米输农民”。“年荒无米卖,仅有束稿存。

太平天国革命与云南反清起义

19世纪中叶,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给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它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猛烈冲击着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作为这次反清大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支队伍——杜文秀起义军和李文学起义军,在反清这个斗争大方向上同太平天国是一致的,客观上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声援的盟友关系;而处于全国人民反清革命运动中心的太平天国,给予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的影响,是通过参加这两支云南人民反清起义军的原太平军战士来体现的。深入研究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中原太平军战士的活动及其作用,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太平天国革命与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关系将是很有意义的。

双柏县清末彝族起义调查记略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民族矛盾也空前激化。地处双柏县新街、大麦地一带的贫苦彝民身受多重压迫,生活尤为贫困,他们对现实极为不满,经常自发地起来反抗。据《南安州志》记:自嘉庆以来,“倮民蜂起,拒租抗税,击官兵、戮庄主,无一宁日”,可见当时彝民斗争的概况。为了镇压彝民的反抗,清政府在从县城通往彝民地区的途中设立许多哨卡、营盘(如今之妥哨、樟子哨、罗哨、雨龙哨、六街哨、老营盘、三营盘等地),对彝民区严加防范控制,“以防民变。”(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南安州志》。)

也评《哀牢夷雄列传》——兼与谢本书、王国祥同志商榷

关于《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与李文学起义,《思想战线》先后发表了杨光楣、王国祥和谢本书同志的文章,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提出下列几点,与谢、王二同志商榷。一、关于“第十八大司藩”问题《列传》关于杜文秀加封李文学为“第十八大司藩”

再论《哀牢夷雄列传》的真伪

自拙作《〈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发表后,王国祥、谢本书两同志先后发表《〈衷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两文,与笔者商榷。这一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史料的真伪问题,是研究历史的前提。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首先就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这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为此,本文再就《列传》的真实性及与此相关的“李文学起义’问题,谈一些意见,以为抛砖引玉之用,也算是和王、谢两同志共同探讨吧! 一《列传》的真伪问题,是笔者与王。

《哀牢夷雄列传》讨论综述

一九五七年,刘尧汉同志在《近代史资料》第二期上发表的《云南哀牢山彝族反清斗争史料》一文中,介绍了《哀牢夷雄列传》的手抄本(以下简称《列传》),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以此作为研究清代李文学起义的重要资料,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一些近代史教科书,也大量引用了《列传》的材料。近年来,杨光楣、邵献书等同志对《列传》的史料价值提出了不同意见。杨光楣同志在《思想战线》

应当肯定“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

《思想战线》杂志开展的《哀牢夷雄列传》的讨论,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从讨论中,我深受教益。反复研究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结合自己的一些实地调查和有关文献资料,我觉得《哀牢夷雄列传》还是应当肯定的,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现笔者将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 关于1857年的弥渡之战。有人说,李文学起义军出击弥渡,和回族起义军并肩战斗,打垮了文祥的两万清军对滇西各族起义军的第一次大围剿,“无疑是《列传》杜撰出来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不能如此匆忙轻率地下结论。事实上,弥渡之战是一次相当重要的战役。

历史的足迹——云南近现代历史文物概说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随着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中国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也随之兴起。鸦片战争后,云南社会经济政治危机进一步深化了。由于长江运输阻隔,滇省铜产不能运往北京铸钱,清政府不拨铜本,协饷断绝,云南社会经济崩溃,矿山破产,农村凋蔽,革命火焰随之燃起。 1856年5月。李文学在哀牢山天生营举义,进驻密滴村,树起了“夷家兵马大元帅”的旗帜,坚持抗清斗争16年,留下了李文学起义天生营遗址,向世人诉说着义军当年奋战的业绩。

《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载杨光楣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质疑》,读者不断来稿提出不同看法,上一期我们选登王国祥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现再发此文,期望继续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哀牢夷雄列传》质疑

1957年《近代史资料》第二期,发表了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的手抄本,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长期以来,它被广泛的运用,不少人根据这一“资料”写过关于“云南李文学领导的彝族起义”的论文,有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也加进这方面的内容。过去我对这一“史料”也置信不疑。后来,为了进一步弄清些问题,翻阅了有关的地方文献,渐渐发现《列传》所述之事,与其他许多记载大不一致。因此,对《列传》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现将问题提出,供大家研究。

边地木嘎

在潘丰家下也就是距离木嘎寨子两百多米的苞谷地边,生长着一棵需要五六个成人才能围得过来大青树,估计有五百多年的年龄。就在这棵大树上,令人惊奇地驻扎着六十多窝当地称为马灿蜂的蜂子。潘丰介绍说多年前春天的一个正午时分,传来嗡嗡的声音,就像飞机来一样。在家的村民们奇怪地跑出房子一探究竟。这时从一山之隔的越南方向飘来一大片黑压压的东西,声音嗡嗡。村民们都说蜂子搬家了。哪想到这些蜂子盘旋一会儿后全部歇在这棵大青树上。由于蜂子太多,驻扎的过程持续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好奇的人们特地数了数蜂子,竟然有一百多窝。蜂子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