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关系——从李斯特鸿沟至罗克辛贯通

法治化的推进使刑事政策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但刑事政策在介入刑法后,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一方面是刑事政策有超越刑法界限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在具体适用刑事政策时,把握限度出现了错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应坚持两者互相完善、互相补充的关系,共同推动法制化的进程。

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刑法体系——读《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刑事政策不得干预刑法,自此形成了难以跨越的"李斯特鸿沟";而从目的主义的角度,刑事政策是刑法之魂,这就出现了消弭"李斯特鸿沟"之努力。中国的刑事政策独立发展而来,带有中国特色,且在中国语境中,不存在完全隔绝式的李斯特鸿沟,因此,刑事政策刑法体系化,在中国将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但罗克辛的逻辑思维对于一个后进的法治国家,具有很大的指引和启发意义。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李斯特鸿沟的解决——以陆勇案为视角的刑事政策当代考量

陆勇案的发生集中体现出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陆勇案的成功解决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文章从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分析入手,以陆勇案为视角对功能主义解释学的运行路径和理论进行探究,得出从功能主义角度进行刑法解释时可以将刑事政策所推崇的理念融入到刑法规范中的结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联性展开——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的理性审视

在法规范的存在与价值上,实证主义刑法强调形式上法律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刑法规范的封闭性,因而作为价值填充的刑事政策应脱离刑法教义学。然而,从"费尔巴哈分立""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均以刑罚作为串联二者的线索,刑事政策逐步进入犯罪论体系,正式全面介入刑法体系。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并未彻底分离,其关联性呈现出互相依附、逐渐疏离和重新复归的趋势,关联机能得到强化,互补、互动关系得以正当化。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联性展开——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的理性审视

在法规范的存在与价值上,实证主义刑法强调形式上法律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刑法规范的封闭性,疏离存在所需要的价值判断,这种固化的存在通过刑法自有知识的体系化与系统化进行纯法学的技术分析,因而作为价值填充的刑事政策应脱离刑法教义学。然而,从“费尔巴哈分立”、“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均以刑罚作为串联二者的线索,刑事政策逐步进入犯罪论体系,正式全面介入刑法体系。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并未彻底分离,其关联性呈现出互相依附、逐渐疏离和重新复归的趋势,关联机能得到强化,互补、互动关系得以正当化。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李斯特鸿沟”在刑法解释体系中的功能——以三种涉嫌网络犯罪的典型行为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新型互联网犯罪层出不穷,刑法解释体系面临网络跨越发展和刑法修改滞后、刑事政策介入和国民安定期待两对突出矛盾。在互联网犯罪解释体系中,李斯特鸿沟在承载"罪刑法定""刑法谦抑性"及"人权保障"等理念的基础之上,具有现实化的功能。对此,以利用互联网P2P集资、在互联网散布虚假信息以及网游有偿"外挂代练"三种涉嫌网络犯罪的行为为例,采用"李斯特鸿沟"观点所提供的方法论,进行合理、有效的解释。

跨越李斯特鸿沟:一场误会

所谓跨越李斯特鸿沟,其实是一场学术误会。它只不过是罗克辛为论证其重构刑法体系的正当性而选择的一个口号。真正的李斯特鸿沟,旨在坚守形式理性、恪守罪刑法定,不能也不应被跨越;而罗克辛所谓的跨越李斯特鸿沟,实际上是致力于犯罪论体系的实质化、规范化,这一主张与李斯特本人在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上的立场并不相悖。虽然罗克辛以跨越李斯特鸿沟为口号所建构的初创期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并不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李斯特鸿沟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刑法学正浸淫于浓厚的实质理性色彩之中。为了坚守形式理性,实现罪刑法定,需要积极推动中国刑法学向刑法教义学转型,努力建构起一个可以接受刑事政策的引导但同时又能对刑事政策的考量进行有效约束的刑法体系。

“李斯特鸿沟”的误读及其社会政策诠释

刑法教义与刑事政策的紧张关系并非李斯特刑法理论的本意。一方面,李斯特"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的论断是费尔巴哈"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智慧"的论断及其刑事立法政策思想的重要补充,是刑事司法政策的范式、刑事政策的阶段性存在,并不意味着截然区分刑法教义与刑事政策理论的"李斯特鸿沟"的存在。另一方面,从"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至理名言出发,李斯特不仅认同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运动、转化,而且明确提出了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同时发展、齐头并进"的要求。基于社会因素的普遍存在及其整体改善的需要,"最好的社会政策"依然是犯罪治理体系及其能力建设的指南;作为社会政策的刑事政策不仅融通于犯罪治理的运动形态之中,并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奠定了系统抗制的基础。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研究——以德国与中国为例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问题。德国经历了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阶段,最终将刑事政策融入到刑法教义学中。而在我国,二者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我国只需享受贯通的成果即可,但是要防范刑事政策的风险,限制刑事政策的作用范围,以更好地指导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

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不仅是宏观的关系构造,还有微观的勾连论证,尤其是后者,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通,就需要在刑法理论上为政策要素进入刑事教义学构建合适路径。在消弭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李斯特鸿沟的过程中,以刑制罪司法逻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兼论刑事一体化的教义学进路与限度

理解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需要区分体系论和解释论这两个不同面向。通过考察费尔巴哈、宾丁、李斯特乃至罗克辛对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的理解,可以发现,体系论面向体现为犯罪论体系建构需要根据价值和目标的指引,形成刑法基本概念,进而按照逻辑顺序依次展开。刑法学发展至功能主义时代,这一方法论走向更为明确。同时,由于教义学理论与社会变迁之间确实具有隐秘联系,为防止刑法沦为纯粹的规训工具,有必要认真考察刑法的价值根基与刑事政策目标。因此,在我国刑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重视刑法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这是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核心交叉领域,同时规定了在教义学中贯彻刑事一体化思想的进路和限度。

试论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体系化

后现代社会强调刑法突破传统的封闭状态,跨越"李斯特鸿沟",接受合目的理性的导向。虽然我国不存在严格而封闭的刑法体系,但是在建立刑法教义学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发挥后起法治国家的优势,直接跨越将来可能倒向的"李斯特鸿沟"。面对"李斯特鸿沟"这一难题,近年来大多数学者所推崇的罗克辛刑法体系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语境中,真正的出路是将承载着刑事政策、在中国拥有深厚文化土壤的社会危害性体系化,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刑法体系,从而肃清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诟病和争论。

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的适用——以陆勇案为例

在法规范的框架下,基于人性观的价值判断,某些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却有可能不认为是犯罪。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影响而产生的伦理正义,在形式逻辑的理解下,却可能是错误的。法律的平等适用和自由保障机能不仅依赖于刑法体系,刑法的社会任务也不仅归揽于刑事政策。二者是相互交融和作用的,罪刑法定并非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从陆勇案入手,分析个案中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朴素法感情、法期待之间产生的冲突,呼吁秉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同时,在罪刑模式中贯彻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要兼顾个案正义和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界限。

浅析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贯通

1970年罗克辛发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一文,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这一研究推向高潮。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结合乃至贯通,近年来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李斯特、罗克辛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关系的主张,对我国刑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意义为"四要件"到"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转变;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目的引导;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边界控制。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正犯主犯化”:趋势、原因及启示

主犯与正犯分别处于我国和德日刑法共同犯罪人的核心地位,有必要明确二者的关系。在德日刑法史上,正犯的内涵经历了主观说、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的演变。随着重要作用说和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成为学界通说,正犯的认定标准倒向了实质客观说。德日刑法中的正犯与我国刑法中主犯的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正犯主犯化"趋势。该趋势的形成与哲学思潮由自然(实证)主义向新康德主义的转变有关;在刑法领域,该思潮的转向主要通过把刑罚的合目的性引入到犯罪论的方法,以化解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冲突和消弭"李斯特鸿沟"。"正犯主犯化"趋势对我国共同犯罪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不能以德日刑法中的正犯、共犯概念代替主犯、从犯的规范用语;另一方面,不能割裂定罪与量刑的关系,引进所谓的"双层区分制"。对于外国刑法理论,应该在明确该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动向的基础上,回归到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具体问题分析我国刑法的优劣,再做出坚持还是借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