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并且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其中第四点内容，即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这一点，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和《（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

吴金鼎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称，“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宋朝”。梁氏所指实则上只是金石器物之学，而非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期大约是始于1895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在旅顺地区进行首次田野...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保护“学问的原料”:由1923年新郑铜器发现所见中国考古学之萌芽

1923年9月河南省新郑县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纷纷前往参观、调查或者试掘。尽管各方学者均认为自己拥有某种新式的学术理念,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自民初以来,政府先后出台若干古物保护条例,旨在禁止出口。李济于新郑之行后,陆续主持制定了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有关规定,形成出土物与优先研究权都归属中国的政策。

考古学告诉我们:“文化”比“文明”要古老得多

考古学是用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与文化的科学,为此,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为考古学家的重要工作方向。但是近些年来,在考古学界不仅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的重大课题项目,而且中国考古学史上三位最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夏鼐、苏秉琦,都写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著作。据统计,考古学界发表的有关文明起源的文章、著作达百篇（部）之多。那么,

从一封信看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

近月来,自参加梁启超亲属向中国第一档案馆捐赠梁先生一批未刊书信的仪式后,亟欲得知任公先生晚年书信中有无详论清华国学研究院考古发掘活动的内容。

徘徊在科学化追求与民族情感之间——李济学术思想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学界形成了一股科学风潮。深处此时代热潮中的李济不仅自觉主动的追求科学化研究,且能积极践行科学的学术主张,甚至表现得有些"过于科学"。另一方面,由于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鄙夷,使得有深厚民族情感的李济在学术研究中时常流露出与之角逐之意。特别是他在致力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学术研究中,这种科学化的追求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尤为突出。尽管李济试图以其独特的科学普适性观点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却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论李济

Dr. Li Ji (1896--1979), whose academic activitie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i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the“first anthropologist in modern China. ”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his major academic work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line of his academic thoughts. Li's research approach of integrating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academic studies represents an everlasting orientation of humanities, which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day.

从古塔顶端到才堪考古——日记所载夏鼐求学之路

在考入清华大学后,夏鼐的学术志向由原来的社会学改为近代史,不仅做出了出色的学术论文,也由其导师蒋廷黻先生制定了详细的学术规划。但渴望公费出洋的夏鼐最后却不得不放弃了近代史,踏上了负笈英伦学习考古学的求学之旅,而这段留学生涯也是一波三折。本文以《夏鼐日记》为基础,从夏鼐致梅贻琦校长请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出发,介绍夏鼐的求学生涯,更多是以此展现在当时的环境下,夏鼐对自己学术生命的珍惜、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抱的理想及付出的辛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