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短篇小说集之编创及其国民性探究

《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和《十二楼》代表了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李渔贡献给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珍宝,其文学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都毋庸置疑。其国民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小说、戏曲的文体认同,为通俗文学的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开阔的路径;二是小说戏曲创作及其编刻传播体现了李渔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并搭建了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桥梁;三是自娱娱人的喜剧精神,给读者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生活的希望。这三者结合形成了李渔独特的创作观念及颇具民族精神的文艺思想。

浅论李渔之叙事弧线

“叙事弧线”是美国作家、创意写作课教师杰克·哈特(Jack Hart)提出的一个概念。该概念是对非虚构写作规律性的探索,对于写作者而言有一定的操作性,因而具备借鉴意义。反观中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小说理论,“评点派”是其代表。“评点派”是一种文本细读方法,但总体上给人一种松散之态。在这种背景下,细读李渔的《闲情偶寄》并将其中有关创作的文字汇集起来,令人惊奇地发现,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散落在作品中。

李渔工艺审美观研究

李渔在戏曲理论和生活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后世大量关注,但研究者对于其工艺美学审美思想层面的研究上呈现出的方法与角度较为单一。本文基于对《闲情偶寄》进行工艺审美思想内容整理与提炼,从李渔特殊的个人经历、社会经济、时代背景入手进行研究,并从明清文人思想流变史和李渔所著书籍的翔实理论资料中总结其工艺审美观,试图从时代审美与文人思想流变的角度探析李渔在技艺崇尚、和谐美、“趣味”美学角度中所蕴含的工艺审美观,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现代设计美与生活的启示。

儒释道思想观念与李渔小说创作的联系

李渔小说的创作成果促进了话本小说的发展进程,标志着话本小说进入到了书面化的时代,为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从儒释道思想观念角度,分析佛教教义“因果报应”、道家观念“无为寡欲”、儒家思想“劝惩教化”,分别与其小说创作的布局架构、情节编排、主旨主题紧密联系,明确作者接受了佛教忍辱安苦,但又不消极放弃;接受了儒家思想理智清醒,常存警省之心,但又不失生命的动力;吸纳了道家退让求安的思想成分,面对现实人生,不失对健康生活情趣的向往追求、对建构良好心理和生理状态的科学调适。在此基础上揭示儒释道思想观念在话本小说中的创作影响,有力阐述李渔小说创作的意义和初衷。

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李渔对《南西厢记》所持二重性评价之肯定方面探究

西厢题材发轫自唐代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经过历代的故事敷衍与文本增删,产生了一系列西厢题材的衍生本。在这一系列的西厢题材作品中,王实甫《西厢记》享有盛誉,而李日华以王实甫《西厢记》为本,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南西厢记》,其评价情况总体为毁多于誉。李渔作为一位具有商业气息的文人,对《南西厢记》的评价显示出肯定与否定交织的二重性特征。目前,学界关于李渔对《南西厢记》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李渔对《南西厢记》评价的二重性之肯定方面,对于李渔的商业型文人的理解以及《南西厢记》的价值挖掘具有一定意义。

论李渔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继承与创新

李渔的小说中涉及多种题材,而关于才子和佳人的爱情故事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他笔下的才子佳人小说受其他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在内容和结构上能看出明显的继承关系,又因为他求新求奇,不断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的共通性及其原因研究

清初剧作家李渔与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均擅长喜剧创作,戏剧艺术的普遍性决定着二人的喜剧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二人都利用“生活再现”的手法构建了戏剧冲突的空间,并通过具有强烈反差性的人物塑造,使喜剧冲突复归到“喜剧性”中来。在戏剧结构的构思上,二人因皆具有演出经验,故发挥舞台想象力,使用“发现”与“突转”、“巧合”与“误会”两种技巧,将结构分为了不同的模块,体现了二人在戏剧创作上的趋同性。从整体文化上来说,以李渔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戏曲以儒家思想为内核,注重教化之功用;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则崇尚革故鼎新的力量,具有明显的戏剧张力。它们的交流与碰撞,在建构文明共同体的语境下,有着必要的价值。

亦儒亦商——李渔的生存智慧

李渔聪明好学,饱读诗书,但由于科举失意,加之改朝换代;遂坚持不负所学,方选择了亦儒亦商的生活道路,表现出卓越的生存智慧。李渔凭文化艺术谋生,并不属于所谓“山人”范畴。他的生存选择开启了文化产业的先河,其特色就是坚持人本主义,求新求奇,由小到大,由单一到多元,循序渐进,全面开花;主动维护知识产权是其鲜明标志。李渔的生存选择和儒商经营道路启迪了后代,对文化产业以及生活的诗意影响巨大。

论李渔近体诗中的借出韵现象

通过对李渔近体诗用韵系联分析,发现有10例首句借韵、32例出韵现象。李渔近体诗出韵24例系《笠翁诗韵》韵类分合影响而然,余8例或系时音的变化或系作者方音影响使然。

浅谈李渔文化对儿童诗创作的价值

李渔(1611年~1680年),号笠翁,一生著述五百多万字,涉及剧本、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理论等,素有才子之誉。对李渔的研究已成为中国戏剧史、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当代儿童诗创作现状出发,回望李渔,不难发现,李渔文化不仅对戏剧创作、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儿童诗创作也有独特价值。

世变·守节·出入之辨——李渔《十二楼》中的易代之思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旧有的思想与文化受到冲击,身处鼎革中的文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李渔是易代文人的一个特例,也是一个缩影,他亲身经历鼎革巨变,将易代之思隐晦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他虽为士大夫文人,但在其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中,却以百姓庶民的视角记录了乱世的世情世态,流露出对百姓的悲悯、对平静生活的向往;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将易代文人是否需要殉国的思辨投射至乱世女子对“守节”的态度之上;从他造园的经历与对园居生活的描述,亦能看出他介于“出世”“入世”之间的矛盾心态。

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共通性研究

中国古代文化名人李渔与西方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均擅长喜剧创作,他们各自身处的社会背景、戏剧创作的表现形式等虽有不同,但二人的喜剧作品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二人注重摹拟现实生活以保证冲突生成空间的“真实感”,并通过塑造带有“喜剧性”元素的人物性格来制造精彩的戏剧冲突。在戏剧结构的安排上,二人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发现”与“突转”、“巧合”与“误会”这两类具有逻辑连续性的技巧,展现出他们趋于一致的戏剧创作规律。在文化内涵上,以李渔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较为内隐,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话剧则偏外显,它们的交流与碰撞,有助于中华文化兼收并蓄,不断发展与进步。

李渔白话作品词语校释十则

选取李渔白话作品校点本中存在错误和问题的词语,如“刁顿”“坚切”“哝聒”“烧香搠佛”“吸肚皮”“巡环”“游手靠闲”等,进行校勘和考释,以期对李渔白话作品的阅读、理解、校勘以及相关辞书的编纂提供借鉴和参考。

李渔家居造物中的“贵新”思想研究

在前现代晚期中国儒学思想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李渔在其所著的《闲情偶寄》中大胆提出了“新”“变”等文化艺术创作要求,强调设计之“新”有“道”、有“方”。李渔所强调的“体制宜坚”的实用观、“崇俭去奢”的节俭观、“存乎一心”的涵养观都是其“贵新”思想的具体内容,既体现了其家居造物设计追求实用性的目的,也在追求节俭的道路上融入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思想,使得“设计”乃至创新成为生活的智慧、艺术的智慧甚至是人生的智慧,这对于现代家居设计或许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论李渔的“卿卿之情”——以《怜香伴》为例

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至情论,将情视为人生不可或缺的本质因素,赋予情超越万物的价值,提倡真情、至情。《怜香伴》作为李渔创作的第一部传奇,讲述的是二女之间的“卿卿之情”,体现了李渔的至情思想,以及他对汤显祖至情论的超越与不足。

李渔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以《十二楼》为例

李渔是明末清初继冯梦龙、凌蒙初后一位重要的作家,其编著的小说与戏曲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的范畴也越来越广。著名短篇小说《十二楼》以独特的视角以及写作手法,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作品所表达的深层意义。

小说余馥与商籁琼音--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语言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与西方的喜剧大师,李渔与莎士比亚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喜剧语言驾驭能力。李渔善在剧中用通俗的语言平衡不同审美水平的受众以起到均衡的教化功用,而莎士比亚则喜用剧中人物幽默俏皮、滑稽诙谐的通俗化语言来展现言外之意。李渔的喜剧语言受到了其拟话本小说语言的流畅风趣、贴近生活的影响,具有“话本风格”,莎士比亚诗歌的韵律和语言表达效果则让其喜剧语言具有“诗歌韵味”,呈现出别样气质。取李渔、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语言这一角度进行比较与探讨,以达彼此关照、互相阐释,是促进中西戏剧沟通与交流的迫切需求。

稗官为传奇蓝本——李渔小说改编戏曲的创作手法研究

李渔将戏曲取材于小说这一文学现象总结为“稗官为传奇蓝本”。不同于绝大多数剧作家在戏曲创作时拾取现成题材的做法,李渔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四部小说改编成戏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由于小说和戏曲本身存在的文体差异以及李渔创作理论的影响,改编而来的戏曲在叙述方法、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都与原本小说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