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辽代李熙墓志考释

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路的辽统和初期的李熙墓志较详细地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和仕宦履历。根据墓志中较为清楚的官职分类,再结合其他同时期的相关墓志和史籍,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辽朝前期的职官设置情况。另外,对辽朝前期枢密院、钱帛司的设置,燕京命名的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袁世凯与“朴定阳事件”

袁世凯作为驻朝商务委员,在1887-1891年期间,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全力处理"朴定阳事件"及由此引起的中朝两国的外交纠纷。但随着对朝交涉的失利与对时局认识的深入,从1890年,袁世凯一改此前的强硬做法,用和缓的办法,对说的策略,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而为中朝两国在"朴定阳事件"上的体面收场铺垫了基础。史实说明,史学界对袁世凯驻朝期间的评价并不客观、公允。

袁世凯与“朴定阳事件”

袁世凯作为驻朝商务委员,在1887~1891年间,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全力处理"朴定阳事件",由此引起中朝外交纠纷。但随着对朝交涉的失利与对时局认识的深入,从1890年起,袁世凯一改此前的强硬做法,用和缓的办法、劝说的策略,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中朝两国在"朴定阳事件"上的体面收场铺垫了基础。史实说明,史学界对袁世凯驻朝期间的评价并不客观、公允。

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本文综合性使用档案等清代官书资料,梳理出康熙朝试行社仓特别是在直隶进行实验的基本情况,也梳理出雍正朝试行社仓的过程、基本制度、各省实践情况。认为康熙、雍正二帝社仓的试行,来源于重视民生的思想,采取的是依据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行政方式,试行社仓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雍时期试行社仓初见实效,与徐徐推行、因地制宜、试点实验再行推广等改革方式有密切关系,是成功的社会建设实践,对于乾隆朝社仓的进一步推行有着重要影响,奠定了有清一代设置社仓的基础。

《光業寺碑》及其周邊

開元十三年(725)《光業寺碑》,額題“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原在今河北省隆堯縣魏莊鎮王尹村北唐祖陵,是唐高祖李淵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建初陵、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賜啓運陵附近光業寺修建佛堂的記事碑。據《元和郡縣圖志》,建初陵、啓運陵皆高4丈,二陵共塋,週回156步(約229米)。^(①)今封土及陵園已不存,僅有十餘件石雕殘留。^(②)光業寺在陵園正東偏南500米,屬於趙孟村,俗稱“趙孟寺”,被認爲是唐祖陵的陵寺。^(③)其寺毁於近代,僅有《光業寺碑》幸存。該碑已經碎爲12塊,後經拼接,殘高4.53米,寛1.29米,厚0.42米,重樹於隆堯縣碑刻館。

回忆我的母亲李林

从外公怀里到布口袋:在满满爱意中长大,100年前的10月31日,一个女婴在北京一家教会医院呱呱落地,成为日后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按照李家的族谱,李四光给女儿起名李熙芝。她,就是我的母亲李林。

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式切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甲午战后,清帝国一直没有遣使缔约,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回避"是否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题。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试图联络中国,请求遣使缔约,藉以破除日俄合作谋韩之局。韩国虽反复交涉,但总理衙门只承认朝鲜自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缔约。后来,光绪皇帝欲改革外交体制,遂无视总署的意见,主动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从《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可见,中韩两国都反复强调其特殊关系,不惜牺牲商业利益也要确保政治上的合作,可知中韩两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宋故万一直阁李君圹志》考

1985年浙江省德清县出土一方李熙墓志,志文中所涉诸人皆甚知名。李氏家族是南宋的望族,志主李熙的曾祖李彦颖《宋史》有本传、其祖父李浃亦有名宦叶适所撰墓志铭存世至今。碑文揭示出,李氏家族与宋宗室赵与芮和赵与訔结为姻亲,其中赵与芮为宋度宗的生父,赵与訔是元代首屈一指的艺术家赵孟頫的父亲。由此可知,该墓志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回忆我的母亲李林

从外公怀里到布口袋:在满满爱意中长大。100年前的10月31日,一个女婴在北京一家教会医院呱呱落地,成为日后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按照李家的族谱,李四光给女儿起名李熙芝。她,就是我的母亲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