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璜与非基督教运动

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宗教的先驱,李璜的反教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学习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李璜扮演着领导者和中坚人物的角色,其反教言论和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在事实上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李劼人和李璜——与李劼人及嘉乐纸厂有关的名人档案解密

民国时期,李劼人与李璜有着许多的交集: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同为嘉乐纸厂的股东。尽管最后政见不同,命运也不同,但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内心坚守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李璜与“别传寺公案”

清乾隆四十年,南韶兵备道李璜在一次闲游丹霞山别传寺时,在寺内方丈室偶然发现90多年前别传寺开山祖师澹归和尚所著的《偏行堂集》手稿,由此引发了震惊乾隆朝的"别传寺公案"。

1920年代李璜国家主义的革命想象与历史书写

当五四的“态度同一性”在后五四时代渐渐走向分裂之时,被五四“个人”与“世界”话语所遮蔽的“国家主义”在李璜等人的建构中重新浮出水面。作为国家主义派的主要理论家,李璜吸收了勒南的名篇《何谓国家》中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全体公民的行动确认国家的理念,并将革命悬置为一种现代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理想”,改变了从晚清以来将富强作为目标的国家观念。在大革命的舆论场域里,李璜的理论被糅合进国家主义派“全民革命”的旗帜中,同阶级革命和国民革命相互“竞革”,也在这个过程之中被对手和团体内外形塑。当20年代的中国革命各派势力最终由主义论战走向武力决胜时,与国家主义理念并无鸿沟的国民党右派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李璜等人理想中的革命建国,在革命与国家分离之时,“我们五四青年”成为国家主义者李璜反对国家态度下的群体认同。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比较

1928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徧行堂集》文字狱案考略

《徧行堂集》是澹归和尚(1614-1680)所作的诗文集。乾隆"寓禁于征"是导致《徧行堂集》文字狱案发生的原因。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并非该案的举报者,而是赴丹霞山别传寺实施"屠、逐寺僧,椎碑、毁塔"的始作俑者。《徧行堂集》案牵涉甚广,"株连僧俗五百人"。这不是偶然的个案,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与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施行的文化专制手段。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毛锥”焉能当“宝刀”?——中国青年党武装问题初探

中国青年党是继国共两党之后而起的一股重要政治势力,素有"书生集团"之谓。其实,青年党也曾经努力发展过自己的武装。从1926年开始,青年党或派遣党员进入军校,或试图掌握既有军事势力,或发展民团,一度培植了相当数量的武力,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和所谓"革命"的活动。但青年党最终还是选择宪政之路,放弃了"革命"和武装,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其日后的命运。

走出“肤浅”与“贫乏”:五四时期象征主义诗学论著辨正

五四时期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以李璜、刘延陵、田汉、君彦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著对传播象征主义文学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从客观的研究价值来看,又失之粗疏,这些论著虽然以研究著作的形式出现,但通过文本的渊源学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大多没有学术上的原创性和严谨性,是国外已有文学史的编译。因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本身并不熟悉,这些论著有不少缺陷和过失,比如论述不可靠、重点内容有遗漏、内容零碎等。尽管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有许多不足,但是用它来对照今天的研究,可以看出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仍有待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