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藏书研究的历程与面向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在近代藏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地位突出,其在20世纪40年代整体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数量,是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性变革时期的重要事件。近百年间,学界对这批藏书的研究与利用逐渐走向深入,相关成果集中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文化史两个领域,主要包括编制书目、整理题跋、影印珍籍、辩证版本、分析源流等多个方面。随着李盛铎档案、书札和近代其他藏书家日记、题跋不断被揭示,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在撰写提要、整理信札、汇编传记、影印丛刊诸方面继续探索,力争系统总结版本目录学成绩,研讨近世藏书思想变迁,树立高校古籍收藏与研究范式。

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辑释

李盛铎是近代江西籍著名藏书家,一生收藏宋元本三百余种、敦煌写本五百余号,版本目录学造诣极深。李氏不仅热衷于校勘个人藏书,还为袁克文、傅增湘等所藏珍本撰写了众多题跋,对晚清民国时期书籍史有重要影响。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存李盛铎题跋九则,前人未曾关注,藉此可窥其研究成果与治学方法,故辑录并详加考释。

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一通考释

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一通((1))集中作于1912至1918年,内容多涉珍籍流通、借钞、题跋、校勘之事,同时涉及两人与张元济、缪荃孙、杨守敬、吴慈培、袁克文、邓邦述等学人的交往,文章细考其渊源,可为了解两位近世藏书大家提供参考,对藏书史研究亦有裨益。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李盛铎旧藏敦煌写卷残断原因新探

日本杏雨书屋《敦煌秘笈》前432号为李盛铎旧藏敦煌写卷,包括这次我们新发现的可与其他馆藏9号残卷或残片缀合的7号写卷在内,《秘笈》中至少有93号可以和中、英、法、俄等公私机构收藏的写卷缀合,其中又以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写卷缀合的号数最多,达到47号。进一步对比写卷的裂痕类型与毛边、分层等信息可以发现导致这批写卷残断的主要原因并非李盛铎等人的故意撕裂,而是虫蛀鼠咬、脆裂老化、搬运颠簸等。

李盛铎、萧大猷、林传甲书札四通——清末书法家吴树梅门生手札研究之二

中国社科院藏有吴树梅致李盛铎书函一通,《求是斋牍存》李盛铎书札系其复函。清代藏书家萧大猷著述繁富,离世两年前的一场大火将其书稿焚毁殆尽,《牍存》萧大猷两通信札实属考证其生平、交游之稀见史料。林传甲系清末民初教育家,《牍存》中林传甲向"绍元"(吴树梅之孙)讲述读书、科举应试的心得,列举应熟读书目、翻阅书目、摘读书目、涉猎书目,是为研究林传甲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讣闻所见李盛铎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迹

李盛铎为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然其生卒年以讹传讹处颇多,常见说法达六种之多。据李盛铎讣闻,佐以民国报章,指出生卒年考订中常见的问题,对李氏生卒年进行辩证。讣闻附带的哀启对李氏为政为学,以及病逝前后情形记述较为详细。对其标点整理,并对讣闻的价值进行简略的讨论。

李盛铎与周叔弢的藏书抵押关系小考——兼述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钤“周暹”印善本来源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专藏中,有8种古籍善本钤有"周暹"印。这是近现代中国藏书大家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印章。李盛铎与周叔弢均为近现代中国藏书家,这8种善本却不见得是两人之间转让或赠送的结果。经分析,李盛铎在30年代,因经济困难曾将部分藏书直接或间接抵押给周叔弢。本文旨在介绍8种古籍善本情况并尝试厘清其传承关系。

晚清榜眼公使李盛铎驻外事迹述论

李盛铎出身诗书传家的仕宦门第,光绪己丑,高中榜眼,长年供职翰苑台馆,以此而致显达。他洋务能力、外事素养较为薄弱,但因善于逢迎、巧于趋避而数得枢臣举荐,两度衔命出使,常驻日、比。盛铎向来以藏书家、政治家的身份广为人知,而其作为外交家取得的成就亦颇为值得称道,虽说并非精明强干、声誉隆重的外交良才,尚称公忠体国、不辱使命的守成之士。其良苦用心、爱国热忱,值得肯定与显扬。

浅谈李盛铎在收藏古籍中的功过是非

本文通过对李盛铎藏书来源的揭示,评价其在古籍西归中的地位与功过。

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

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荣新江作为敦煌写卷的伪造者，李盛铎不仅在中国非常有名，而且最近更名扬海外。①然而，迄今还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李盛铎伪造写卷的细节，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直接的证据。本文尽可能地利用已发表的文献材料和笔者在海内外的调查结果，就有关李盛铎收藏的...

驻日公使李盛铎

本文拟就李盛铎任驻日公使前的活动及驻日期间的举措展开述论,其中重点论述李盛铎与守旧派、维新派与洋务派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李盛铎作为大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承所起的作用。

李盛铎日本访书记

本文分别论述了李盛铎光绪年间作为驻日公使出使日本,以及民国初年作为经济特使赴日考察的两次日本之行的访书活动;总结了李氏的访书成果;并肯定了他在中日文献交流史上的积极作用。

辛亥前后黄远生和李盛铎交谊考略

李盛铎和黄远生均为清末民初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黄远生留学归国后,与李盛铎曾有密切交往。本文以辛亥前后的报刊报道和黄、李二人往来书札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梳理从黄留学归国到遇刺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情形,诸如交往的缘起、加入远东通讯社、共同参与宪政活动等情况,借窥在由清末到民国的过渡时期,作为"葭莩"、同乡和士人同道的黄、李二人之间互相借重,以因应时局变化的情形。

北大图书馆藏《卫藏通志》清抄本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卫藏通志》清抄本原为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李盛铎最早对抄本进行了研究,但其藏书题记及书录的依据是这一抄本中保留的“门目”,并非抄本实际篇目与内容。此抄本体例为平列分目体,全书分为考证、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庙、镇抚、钱法、贸易、兵制、条例、方略、部落、番目、艺文、经典与文告等十七目。结合袁昶光绪二十二年所撰《刻〈卫藏通志〉后叙》及校刻者所撰的《〈卫藏通志〉校字记》,分析这一抄本内容并比较《渐西村舍丛书》之《卫藏通志》刻本,在这一抄本分卷、刻本分卷以及艺文等方面可进一步认识抄本与刻本的整理及价值,也可认识原《卫藏通志》稿本特点。这一抄本多方面的情况及艺文、文告两目的内容表明,《卫藏通志》是一部官修西藏方志,也确为一部“未成之书”,其著者为清乾隆末至嘉庆初年先后任驻藏大臣、帮办大臣的和琳、松筠与和宁。

李盛铎等人窃取敦煌写卷的证据

作为困扰敦煌学界一百多年的公案,李盛铎等人窃取甘肃解京敦煌写卷一事还缺乏关键性证据,即如何证明李盛铎等人的占有行为并非正当。调查取证的对象不在于被盗写卷本身,而在于当时为了掩盖盗窃行为而被撕裂充数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敦煌残卷。通过对两组断裂数量最多的国图藏卷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古代使用时间不长,断裂方式非常一致,纸张长度普遍接近,千字文号相对集中,残卷之间的撕裂痕迹明显呈现出人为故意的特征;与此相似,其他34组包含6号以上、能够直接缀合的北敦13800号以前的国图残卷也呈现出惊人一致的特征。这些数量庞大、被人为撕裂的残卷,正是李盛铎等人有组织地掩盖自己非法窃取敦煌写卷的关键证据。新见档案所见原解经委员武向晨题跋中自述的解京写卷装运细节,也为李盛铎等人为何采用上述撕裂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

论点摘编

北大图书馆藏《卫藏通志》。清抄本研究赵心愚和钱爽在《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卫藏通志》清抄本原为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李盛铎最早对抄本进行了研究,但其藏书题记及书录的依据是这一抄本中保留的“门目”,并非抄本实际篇目与内容。此抄本体例为平列分目体,全书分为考证、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庙、镇抚、钱法、贸易、兵制、条例、方略、部落、番目、艺文、经典与文告等十七目。

杏雨书屋《敦煌秘笈》来源、价值与研究现况

本文主要介绍杏雨书屋《敦煌秘笈影片册》1—9最新出版之情形,并论述此批藏品之来源,举例说明其价值。同时针对羽田亨收购敦煌秘笈前后,以及《敦煌秘笈目录》稿出现、照片陈列乃至《敦煌秘笈》目录册、影片册正式出版后,学界研究情形的总体说明,提供完整研究篇目,以供参考。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

《志玄安乐经》是２０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唐代景教写本，原件自始便为藏书家李盛铎私人所占有，后来又被其贩卖给日本人，直至１９５８年才有局部照片披露。该件录文于１９２９年由 日本羽田亨博士刊布，１９３４年佐伯好郎博士重新制作录文刊布并加英译；当今学界流行的该写本录文多源自佐伯文本。文章就该写本录文的刊布过程进行了追踪考察，指出佐伯文本不符合古文书整理的规范，其中存在若干失误，认为在原写本未公开展示之前，对该经的专门研究应依据羽田最早发表的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