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睟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睟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在朝鲜哲学、文学研究领域,都公认为李睟光是朝鲜17世纪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其中选取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地予以商榷,并认为李目卒光的这种"实学思想"是在对"性理学"的批判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李睟光对自己学问观——"性理上说"的概括与总结的相关资料,来求证李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对"性理学"作出过批判,而且是"终生操守""性理学"观,所以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依然属于宋明性理学的范畴而非"实学"思想范畴。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李睟光性理学文学思想

重新确认、确证李睟光的文学思想是对李睟光文学批评的整合、系统研究的必要前提准备,而性理学哲学思想又是李睟光的文学思想的基础,所以,关于李睟光的文学思想与其性理学哲学思想的关系论证以及确证李睟光的文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就成为李睟光文学批评的系统研究的根本所在。

李睟光《芝峰类说》解王维诗析评

十六、十七世纪朝鲜著名诗评家李睟光的《芝峰类说》中有很多王维诗的诗评,通过析评李氏关注的王维诗之拗体、是否袭用他人句、与同时代人比较、诗风和影响等问题后发现,李氏诗评大都颇富新意而圆满可取,其从王维诗中归结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两种拗体,提出王维非袭用李嘉佑句的新论据,对贾、王、岑、杜《早朝》四诗之崭新论析,引宋人诗和高丽人诗与王维诗比较,批评黄庭坚点化王维句之生硬不成语处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睟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批判

从现代意义上,特别是在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方面来研究李睟光对苏轼哲学的批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苏轼是从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角度或揭示生命的真谛,或完成孔子道学的置换功能,或引导诗歌语言功能的革命化改造。而李睟光的误读、歧义与批判,是企图将苏轼的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相应的文化哲学重新纳入或反转到性理学哲学的问题中来。

朝鲜李睟光“气象论”探析

李睟光的"气象论",既包括他的性理学观即哲学思想范畴的"气象论"内涵,又包括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气象论"内涵,这两个方面都与宋代性理学有着直接的渊源。而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他更是受到姜夔、严羽、王世贞等中国诗论家"气象论"的直接影响。同时,他的"气象论"具有独特性,即由道及文与由文及道的双向性指向以及由人及文与由文及人的双向性指向。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朝鲜文人李睟光对比较批评的运用

李睟光对比较批评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中国诗人诗作的比较批评;二是对朝鲜诗人诗作的比较批评。上述两个方面,从不同侧面映现了李睟光诗学批评的内涵与朝鲜诗学批评体系的民族特色。

韩国古代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思想批判探析

朝鲜朝中期的文坛,创作思想与文论观点开始弃宋而转入于唐。在这样的大的文学思潮转变过程中,李睟光的苏轼批判是这一文学思潮转变的代表性标志。苏轼所关注的问题是从哲学思想入手,探讨文艺观的问题,而李睟光对苏轼的误读,是将苏轼的文艺思想重新纳入哲学思想,从全面承纳程理学的角度,借阐释苏轼文艺观来批判苏轼哲学思想的。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现实价值

李睟光的性情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不仅揭示出了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芝峰类说》看朝鲜诗话的“叙述者”视角——兼论李睟光的唐宋诗观

李晬光的唐宋诗观,将朝鲜古代诗学的"学唐"与"学宋"之争,进一步明确为"学盛唐"与"学宋"之争。其无论是摘录、点评唐宋诗文本的数量还是诗学观念,都比前人丰富,且更成体系。可以说,李晬光的出现标志着朝鲜古代诗学的"学唐"与"学宋"之争进入更深的层次。他在《芝峰类说》中一直以尊唐贬宋为主线,主题明确。他通过精心设计,用正面叙述与转述两种方式传递其诗学观念,实现自己与读者间的互动。但我们也要清楚李晬光的叙述并非与朝鲜诗坛的真实风气相符,他有意识地介入叙述,夸大宋诗与晚唐诗在当时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树立盛唐诗歌独一无二的地位,而这也是我们研究朝鲜诗话需要注意的地方。

古代朝鲜文人李光接受杜甫的原因探析

李睟光作为古代朝鲜中期宗唐诗观的理论倡导者和宗杜思潮的先锋,不仅在其代表著作《芝峰类说》中多次提及杜甫和杜诗,并在诗歌创作上宗法杜甫。首先,李睟光对杜甫的高度接受,从个人原因上讲,李睟光与杜甫都曾经历过战乱流离,都把实现儒家仁政、忠君爱民作为自己的人生信念,故而李睟光把杜甫视作异代知音。其次,李睟光在诗学观念上推尊盛唐,李氏对杜诗的接受是其尊唐诗观在具体作家论上的体现。最后,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和李氏朝鲜时期对杜诗的推崇也是李睟光接受杜甫的重要原因。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睟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睟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睟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唐律彙髓》考

緒論朝鮮朝中末期,儘管存在從中國傳入的唐詩選本及其覆刻本,但朝鮮朝文人仍自行編撰了諸多唐詩選本。朝鮮朝中末期的自撰唐詩選本中,流傳至今的僅有八本,分别是《唐詩彙選》(李睟光)、《唐絶選删》(許筠)、《唐律廣選》(李敏求)、《唐詩類選》(閔晋亮)、《唐律集英》(張混)、《唐詩畫意》(申緯)、《全唐近體選》(申緯)和《唐律彙髓》(李祥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