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李牧隐理学思想简论

本文从天理、气、心性等方面对李穑的理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尤注重对他的明德说的抉发,并指出了李穑理学思想的特点及其理论意义。本文认为,李穑的思想主要继承了程朱的理学思想,同时也受到元代理学发展的影响。他的思想既有天人一气的思想,又有天人一心的思想;他的哲学的基本倾向是,重气而不轻理,重心而不忽性,重物而不忘道。他的思想作为韩国早期朱子学的一个形态,有其值得重视的意义。

再拜杜鹃少陵翁,遗芳賸馥大雅堂——从高丽诗人李穑的一首诗作看杜诗与巴蜀文化之海外影响

高丽末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李穑撰有许多关于杜甫的诗作。其中一首诗中有关杜甫和黄庭坚的评价,涉及到杜甫确立杜鹃再拜意象内涵与黄庭坚传承之关系、四川丹棱大雅堂的兴建等相关问题,足以见出巴蜀文化当时在高丽的影响,其中所述之"大雅堂"是较早的海外文献记载,对于了解其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儒释相非久 谁知我独亲——略说高丽大儒李穑之亲佛

李穑生活于丽末鲜初、元末明初,五次科举应试,前三次试于高丽本土,后两次试于元朝大都,登科元朝进士。他是东国有影响的汉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高丽末期的"东方大儒"。然而,作为一代大儒,在"儒、释相非久"的时代氛围中,李穑却与佛门中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或交游,"颇有佞佛之讥"。事实上,李穑并非一味亲佛,其对佛教,有所不取,亦有所不得不取。其所取者,浓缩为一个字,即是"善"。

高丽李穑出使明朝事件始末——兼论洪武朝对高丽政策变化

威化岛回军后,李成桂势力日益壮大,取代王氏之势昭然。为确保高丽政权续祚,李穑决定以贺正朝名义亲身出使,旨在得到明朝干预以抑制李成桂的发展。可惜李穑既未领悟明太祖的外交之道,也没有认清明、丽之间早已冷淡的朝贡关系,最终出使愿望落空,延续王氏统治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李穑对孔子及《论语》若干问题述论

高丽王朝文人李穑曾为辛禑王讲授《论语》"泰伯"篇,创作出颇具特色的"经筵诗"。他非常推崇孔子,常以《论语》作为阐释文化、学术等问题的理论依据,其散文大量引用、化用《论语》以说理、抒情。李穑还对孔子整理古籍文献的贡献也做出了高度评价。李穑散文对孔子及《论语》的阐释、征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论语》在古代朝鲜的传播,扩大了《论语》的域外影响。

李穑入华考

李穑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学宗师。关于李穑入华的次数及其在华居留时间,史学界看法不一,现特进行考辨,以求接近史实。

海外傳衣鉢——李穡《牧隱詩藁》的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

李穡年十四始學詩,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爲記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又歷經元、明及高麗、李朝兩國六朝的跨國易代,除了在父母國由高麗到李朝外,尚有中原的'遼前宋後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的經曆,朝代的興亡更迭與個人的進退出處,以及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終身吟詠不輟,留下豐富的詩篇與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题。李穡習朱子學,深得歐陽玄之賞識,視爲海外傳衣鉢者;而李穡又以李杜與程朱並列,成爲一生用力所在。是以本文從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切入,探討李穡以杜甫爲'正宗'而上溯《南風》,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工的物理,最爲深微而親切,從而跳脱抒情傳統側重的'悲秋傷春'主题,體現出以春天爲主軸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的自在清明。對於中國文化在三韓的發揚與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略论高丽儒臣李穑汉诗中的忧国忧民之情怀

李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汉诗,在朝鲜汉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作为一个有志的儒臣,诗人目睹残酷的社会现实,以真实的感情和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出对高丽社稷的担忧以及忧民之情怀.

李穑文学作品概述

《论语》在朝鲜有着2000多年的传播历史,在朝鲜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朝鲜古代汉诗就是明证。《论语》具有巨大的思想和语言魅力,在广泛传播中得到了朝鲜的认可,具备了朝鲜诗人的等级文化正统意识,这是朝鲜古代汉诗中大量出现《论语》元素的主要原因。高丽末期著名学者李穑进入成均馆后,开始研习《论语》,积极推广朱子学说。他在诗文中大量引用了《论语》,颇有理学意义。随着性理学的发展,《论语》的传播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过积极作用。

李穑《牧隐稿诗稿》和北元若干问题探讨——兼对蒙古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身份和汗系问题的辨析

本文通过朝鲜史料李穑《牧隐稿诗稿》对汉文、蒙古文、波斯文史料中北元汗系交替中的几个矛盾问题进行辨析,得出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就是《明史》中的买的里八剌,并论证扩廓帖木儿逝世年代下限为1385年。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朱子学在高丽时代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由中国元代时的高丽人安珦、白颐正、权溥等人传入朝鲜高丽王朝。经过李齐贤、李穀、李穑、郑梦周等人的演绎与阐发,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李穑在"气化"和"修养"等方面阐释与发展了朱子学;郑梦周则主要是在性理学方面继承与发展了朱子学。其后的郑道传、权近等人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韩国传统时期孟浩然诗接受样相

高丽中叶竹林诗人们开始活用孟浩然诗之后,经过高丽后期以及朝鲜全时期,孟浩然在韩国受到了高度重视。又经丽末李穑之认定与尊重,金宗直(1431-1492)等士林派和李滉(1501-1570)、李珥(1536-1584)等性理学者之重视,荪谷李达等三唐诗人之创作实践,所有这些都为孟浩然诗的接受营造了良好环境。朝鲜初期徐居正注意到了孟诗中雄浑这种美感,中期任錪重视建安风骨而以孟浩然与陈子昂为写作典范。到了后期,李德懋(1741-1793)的提倡及正祖的支持再度确认了孟浩然在韩国之高度位相。

高丽诗人李穑的晚年心态与“君子诗学”

“君子诗学”是对李穑晚年诗学思想的总结。李穑因参与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而陷入困境,他以家国为大计,表现出不为外物所累的达观心态。这种心态进一步促进了他对“君子诗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上追求君子所固有的坚毅刚强和乐天知命的精神风貌;二是在理论上重视心性修养,以“君子心”作为文章写作的根本。“君子诗学”的形成得益于李穑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是13世纪中国儒学思想域外传播的结果,并对李氏朝鲜时代的诗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李穑与《论语》在高丽末期的传播

高丽末期著名学者李穑入主成均馆之后,积极推广朱子学说,研读、讲授《论语》等经典。他还为国王讲授《论语》,并创作了富有特色的《论语》"经筵诗",他的其他诗文也大量引用了《论语》,理学意味很浓厚。由于李穑的这些努力,《论语》的传播随着性理学的发展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在高丽末期政治、文化生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之心归何处——元明鼎革之际李穑的认同困境

元末明初,华夷交替,出现了两个不同族群背景的“中国”。面对元明鼎革这一“用夏变夷”的历史转折,高丽文人李穑陷入了认同困境。这种认同困境既由他的“中国”认知所引起,也因他脱离民众与社会而造成。高丽精英阶层的这种心理与观念状态,使得高丽政权在外交上摇摆于元明之间,在内部涣散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李穑《辞辨》研究

高丽王朝大儒李穑《辞辨》,为东国不可多得的辞赋学论述。李穑认为"赋"之文体来源于《诗》"六义"之"赋",此"六义"之"赋"后又流变为"骚","骚"又流变为汉赋。于辞赋之分类,主张"辞"、"赋"为两种不同文体,但同时又秉持《文选》"赋"、"辞"、"骚"之说,没能看清"辞"与"骚"之间的关系,错误承续了萧统的混乱。

李榖、李穑父子仕元及其诗歌创作倾向

李榖、李穑父子是先后考中元朝进士并接受元廷任职的朝鲜半岛士人,他们的仕元为两地文学交流带来契机。李榖、李穑父子诗歌创作倾向在总体上表现出一致性,有投身大都,向往与留恋并存的一面;又有游离大都,怀归与旁观共在的一面。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复杂微妙的关系,是李榖、李穑父子诗歌创作倾向形成的主要语境。受箕子记忆和朝鲜半岛身份认同的共同影响,李榖、李穑父子在中心与边缘的张力中选择进退,并为朝鲜半岛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人恃气以生 文以气为主——浅探海左七贤之林椿的文气论

“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直处于文化核心范畴之中。韩国毗邻中国,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的同时,自然也分享了这份对于“气”的推崇。以文学理论为例,高丽时期李奎报的“才气论”、崔滋的“气象论”、李穑的“气化论”,朝鲜时期权近的“志气论”、李珥的“心气论”、申钦的“清气论”等,韩国历史上的文人们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于“气”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