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的文学观与《歧路灯》

《歧路灯》思想比较保守,但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成就,与其作者的文学观密不可分。但《歧路灯》的创作实践与作者公开声明的文学观有相当的距离,主要是由“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的创作目的所致。

解析李绿园“教化至上”的小说观的成因

诠释一部作品离不开作家的创作意图 ,《歧路灯自序》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李绿园小说观的众多依据之一。本文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时代与个人经历、文本以及读者等几个方面来解读李绿园“教化至上”的小说观的成因。

李绿园《歧路灯》的文化担当精神谫论——从王氏的母亲形象谈起

清代中原作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高扬"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关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创作选题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未来的忧思;而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所彰显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李绿园贵州诗歌论析

清乾隆间河南小说家李绿园,曾知贵州印江县。虽然在任仅有年余,但李绿园写下了不少歌咏黔中山水和抒发情怀的诗作,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仅有6篇。李绿园现存的贵州诗歌尽管数量不多,但皆是颇有特色的作品,画面鲜活,不乏生动,让人领略了清中叶黔中山水风情的一个侧面;其次,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封建官吏,能对当时贫穷荒凉的所谓蛮夷之地,抱有如此浓厚兴趣与真挚感情,也是难能可贵的。

李绿园的曲意情怀

李绿园（1707－1790），原名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18世纪我国三大小说家之一。他历经30载而创作的《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一样成为对清代乾隆年间社会文化风俗的活生生的典型反映。所不同的是，《儒林外史》《红楼梦》受中国诗歌文化传统的影响，多表现彼时人生活的“诗化”，体现着作者浓浓的诗情诗意；而《歧路灯》受中国戏曲文化传统的影响，多表现彼时人生活的“曲化”，透露出作者挥之不去的曲情曲意。

李绿园诗歌艺术摭拾

李绿园小说创作的成就要高于其诗歌创作的成就,但在清代,其小说名却在其诗名之下。绿园诗歌有其独特的光彩和成就,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朴而弥文"、"大力盘礴"、"体验入微"三个方面。必须在重视对于《歧路灯》研究的同时重视对于绿园诗歌的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一睹绿园的"全人",一睹绿园创作的全貌,才有可能对绿园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全面、中肯的评价。

李绿园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在对李绿园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不充分、缺乏相应的物质载体和品牌化、市场化程度较低三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期引起更多学人和管理部门的关注,以推动中原文化产业经济的整体发展。

从《歧路灯》解读李绿园的戏曲创作观

《歧路灯》中有大量的戏曲描写,反映了清代中原地区戏曲的演出活动及内容。这些戏曲活动是时代的记录,也表现了作者的戏剧观。有些研究《歧路灯》的文章,认为作者的戏曲观是反对以《西厢记》为代表的爱情戏曲。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被作品的表层含义所遮掩。作者并不反对以《西厢记》为代表的爱情观,相反,还对《西厢记》演出的盛况予以肯定。作品描写了诸多戏曲的场面,极其热闹,细腻,但热闹的背后却是悲凉和怅然。这种矛盾的现象从《歧路灯》的结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主人翁谭绍闻改邪归正的仕途太突然,太平坦顺畅。这说明,作者对满清社会的未来是有看法的,戏曲活动的热闹非凡和活动后的悲凉怆然,是作者这种"看法"的隐秘反映。

论李绿园的社会阅历对《歧路灯》艺术成就的影响

李绿园的社会阅历与《歧路灯》人物塑造的成就和缺憾密切相关。李绿园主观上对阅历教育的重视并没有弥补客观生活的匮乏给作品带来的不足,全面了解李绿园的生平阅历有助于对作品的进行深入了解。

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

今年连续收到由宝丰及新安寄来的几件材料,又查到了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遗事》(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北平《明天旬刊》第一卷第四号)等文。兹就李绿园家世及遗事,再作以下订补。

“运铅之役”·李绿园·《歧路灯》

“运铅之役”一词,见诸《歧路灯》作者李绿园一首诗歌的夹注,诗名题为《宦途有感寄风穴上人二首——乾隆癸已暮春印江署中作》。此处把有“运铅之役”一词夹注的诗歌移录如次:“竹筇扶步叩禅关,峰岭千层水一湾。

从《歧路灯》看李绿园的戏曲艺术创作观

本文通过对《歧路灯》中的戏曲资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从"戏曲事件与戏子"、"戏曲剧目及相关背景"等两个方面解读李绿园的戏曲观,认为其特点是:否定、贬低戏曲艺术,冷漠、嘲讽戏子的遭遇;但是他同时承认戏曲的客观存在,以及其对世人的教化功能,因此具有矛盾性。

从《歧路灯》看李绿园的小说观及其实践

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通常都认为是市民文学的产物,而清代乾隆年间却在“中州理学名区”的河南农村,由一个笃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李绿园,创作了一部长达七十万言的白话小说《歧路灯》。这一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加以探索。简单说来,这其实是宋元以降,通俗文学日益发展上升为文坛主角的必然现象。到李绿园所生活的清代中期,小说和戏曲的影响,已有压倒“四书”“五经”之势。

李绿园在贵州的行止及创作

1928年,《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刊载了郭绍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介绍〈歧路灯〉》。文章一上来就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而不知道《歧路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而不知道《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这三部差不多同时的长篇著作,而显晦之不同有如此.这诚是近世小说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实。”接着,文章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几个月后,朱自清又在《一般》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歧路灯》一文,认为“《歧路灯》

李绿园的师道观

李绿园的师道观,概括地说是:择师必慎,事师必敬,为师必严。他的教育小说《歧路灯》相当多的篇幅反映了这些观点。

李绿园和他的《歧路灯》

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是清乾隆年间河南宝丰人李绿园(1707～1790)所撰写的。绿园生于十八世纪初,卒于十八世纪末,这正是清王朝“文治武功”的“鼎盛”时期。

李绿园及《歧路灯》的理学思想

李绿园(1707─1790),生活于政治吹捧理学的时代,因浸淫日深,便奠定了其坚实的理学信仰,其生活方式及文学创作都显现出鲜明的理学取向。李绿园以理学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也作为教育后人的经典,《家训谆言》即是此种典型。同时,李绿园在《歧路灯》的创作中也通过对各色人物形象的塑造,传递了他坚实的理学观念。李绿园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学观有别于"吃人"的理学教条,是生动鲜活的生命准则,对当下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李绿园世界观中的积极因素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同他的家世出身、社会地位、所受前代传统思想和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关,更与他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际遇有密切联系。李绿园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一个封建的政治、思想统治都还较为稳固、经济也还较为繁荣的时代。康、雍、乾时期,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极力标榜程朱。

李绿园与《岐路灯》

李绿园与︽岐路灯︾□李永庆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称碧圃老人，祖居河南新安县。清康熙年间，豫西荒旱，祖父李玉琳（秀才）携家人逃荒，流落于宝丰县宋家寨（今平顶山市区），与其父李甲以教书为业。在书香世家的熏陶下，绿园勤奋好学，乾隆元年（１７３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