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背景下非典型性示范村设计策略研究——以安徽省肥西县李陵村为例

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典型性示范村的确立为一批村庄提供了可推广和应用的建设模式,然其对于广大普通村庄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构建非典型性示范村的设计策略迫在眉睫。本文选取安徽省肥西县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的李陵村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下肥西县乡村的特点和微观视角下李陵村的特殊性梳理项目背景,以走访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进行村庄发展现状调研,得到其在整体规划、产业布局、村庄风貌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美丽乡村设计策略,以期为广大非典型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设计工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汉代自杀现象下的反行为——以李陵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心

先秦至两汉之际,自杀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上层贵族与官僚之中。李广及其家族在汉代的非正常死亡可作为这一特殊社会现象下的明显写照。然作为李广家族的另类,李陵及其在汉代的北降匈奴,又可作为这一普遍现象下的反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时的真实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真实的情感世界。

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

《文选》所收《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但因曾有人怀疑它们的作者不是李陵，建国后所出的《中国文学史》都不予承认，甚或根本不提。本文对它们的真伪问题重加考辨，认为判定它们为后人拟作或假托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自我受难与自我实现的反转:论中岛敦《李陵》

《李陵》是日本作家中岛敦的杰作。在三个主要登场人物李陵、司马迁、苏武的身上都体现出了极强的自我意识,但是,最终三个人的自我都遭遇到了不同形式的瓦解。作家从正面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李陵如何在与他者的奇妙的关系中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同时作家还从反面角度精心描写了司马迁和苏武两人的遭遇,表面看这两人都是彻底地贯彻了自我的人,但是中岛敦通过大量的隐喻指出他们并非是现世生活中的人物,从而进一步指出彻底的自我实现只有在自我解体之后的彼岸世界中才会有可能。

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唐代以前关于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时人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南北朝文士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传世李陵之作,真伪难辨,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全面否定或肯定,均非的论。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

为了深入解读敦煌李陵变文,了解它的渊源情况,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将一些历时和共时性史料进行了有机的组合。认为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

元代李陵台位于闪电河沿岸,面向金莲川草原,是大都前往上都的重要驿站,同时还是上都路为数不多的人文景观。元代扈从文士除了在李陵台创作出大量写景诗,他们还品评历史人物,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其对待忠诚与个人遭遇的不同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李陵台的内涵也随之深化,展现出实用、自然、历史文化交织的多重内涵。

拓跋魏系李陵之后小考

鲜卑族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直到现在,鲜卑族的遗民,即锡伯族、还有八万六千余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北京、台北等省市自治区。拓跋鲜卑顾名思义原来是从鲜卑族分化出来的一个部落。因为古代有以部落为姓氏的习俗,所以也简称拓跋氏,即以拓跋为姓的氏族。一般地说,我们现代人总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拓跋魏王朝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毫不相干。但是清朝却有人持不同的说法:

仕胡汉臣的历史评价分析——以李陵、王猛、许衡为典型样本

儒家"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着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尤其那些本为华夏之裔却身事夷狄之廷的"失节"汉臣,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承受着极大的舆论压力。李陵、王猛和许衡是中国历史上仕胡汉臣的三个代表,后世文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一:对李陵个人以同情为主,但却一致反对其效忠匈奴之举;对王猛毁誉参半,多认为他不应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反调,认为忠于苻坚也是一种君臣之义;对许衡则以称赞和辩护为主,但其中仍暗藏"仕元是罪"的逻辑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论中,才对元朝的正统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认可。这些历史评价表露出不尽相同的华夷观念。我们从中能够窥察到中国古代文人对华夷伦理与民族问题的调适之法。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正负效应

李陵之祸象一次手术,使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陕隘性;它改面了《史记》的原貌,并最终使司马迁自杀。

李陵《答苏武书》真伪再探讨

《文选》卷四十一所收《答苏武书》应为李陵的可信之作。其具体作时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九月。作为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产物,此信不仅全面展示了李陵晚年矛盾纠结的悲伤情怀,而且深刻体现了汉代非主流文学的精神诉求,对于深入了解汉匈文化交融背景下李陵的文学风格以及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心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

元人以"李陵台"为题目的诗作,数量大大超过前朝。透过那些由汉代所记人物、金代所造"遗迹"而起兴的韵文,可以窥出其中的部分玄秘:对李陵持有强烈惋惜,并渲染怀乡意绪的作者中,大多数都是服从新朝的故宋臣民。此中,有为自己行为"辩解"的潜在意识。故金与色目作者,则更易于倾向对降敌的谴责和对本朝的颂扬。随着元"上都"地位的确立,近在百里之内、紧挨通衢的"李陵台",迅速成为地方乃至朝廷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胜"。然而,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矛盾体:是故国,非故乡;即京师,又边塞。正是这种"隐含",促使明成祖及其辅臣非常主动地毁弃当地的遗碑,以图抹去的前朝的文化与影响。

元诗中的李陵台

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思念故乡,便筑台登高遥望中原方向,后人称为李陵"望乡台"。李陵台位于元上都附近,是承载元代多民族诗人复杂情感的载体。元代诗人借咏李陵台,表现李陵的乡关之思,表达自己对汉朝统治者刻薄寡恩的批判,以及对李陵、司马迁遭遇的同情,也表现诗人对民族气节的理解。

敦煌《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释读析疑

《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文已然不少,但是"相杀无过死即休"、"负特黄天孤傅土"、"良久提撕始得苏"、"妾貌如红线"、"架上罗衣不重香"等处之解释仍然龃龉难通,当另作解释方畅文意。

李陵与苏武事迹考论——关于西汉史教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苏武牧羊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历史典故,苏武本人也作为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名垂青史。但是,苏武作为使节,其政治才能并不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其人格也并不健全。过去把李陵作为苏武对立面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李陵事件和司马迁的童年经验

714000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它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司马迁的童年经验在成年之后不断被激活则是它的心理动因。

千古悲辛俘虏歌——论李陵《答苏武书》有关诸问题

李陵《答苏武书》被萧统系于《文选》"书"类之首。唐刘知己从史迁阙载和风格上首疑作者之伪,苏轼坐实之。近世以来,已成定论。其因有三:仍前贤之成说,伪托苏李赠答诗的波及,李陵其人为俘虏的道德判断所累。本文详考了辨析了作者伪托说理由之妄,论述李陵为《答苏武书》作者之由。司马迁曾因平议李陵其人而罹祸,兹后再无人为李陵置一辞。本文从忠孝的取舍与尴尬角度析李陵降胡之因由,并对《答苏武书》所披露的李陵的心路历程作了勾勒。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