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居村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以南京市江北新区为案例地,选取7个农村社区的276份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值Logistic回归模型,以居村农民属性特征和居住环境评价为切入点,分析居村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40岁、具有初中/高中教育程度、已婚的居村农民群体就地城镇化意愿强烈。务工形式、住房类型等对居村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外出工作意愿、土地流转支持度对其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逃离农业:在村农民的职业分割与分层--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调查数据,文章综合分析了我国在村农民的职业分割以及职业分层状况。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商群体被剥离后,在村农民从事的职业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仅有半数左右的在村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在本地务工、从事企业及个体经营管理等成为在村农民多样化的选择。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村农民的职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区隔,同时还受到生命历程的约束,男性及年龄较轻的在村农民更可能选择离开农业,从事层次较高的非农职业。部分在村农民人力资本的缺失导致其只能务农和从事家务劳动甚至无业。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在村农民从事“去农业化”以及“去体力化”的职业,有助于在村农民进入较高的职业层次。社会资本中的社团参与有助于在村农民进入较高职业层次,比如成为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基层干部等,而党员身份则对在村农民从事社会管理方面的职业帮助较大,对从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几乎没有帮助。

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以对皖南S村农民的访谈为例

通过对皖南S村留守农民与农民工的访谈,我们发现,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新型风险意识急需确立,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亟待完善。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演变效果的实证研究

基于市民身份的社会学视角,以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演变效果为焦点,提出了一个市民性的六因子概念模型:市民理性精神、市民职业性、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保障性、市民社会参与性及市民政治自治性。从保定市薛刘营村抽取267位村民收集数据资料,分别用一阶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对数据资料进行拟合,结果表明,村民市民化六个维度的演变呈现出不同步性;同时,这六个因子又共同组成了一个更高级因子——市民性的完整表征。最后提出需要通过市民教育、就业服务、完善市民权制度和建立市民化监测指标体系来进一步促进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进程。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农民上楼"运动在推进农村朝着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群体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当前,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极不乐观,这与农民群体较低的文化参与有很大的关联。本文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群体差异视角研究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对文化参与的影响在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地方政府在居村农民市民化中的角色担当

在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地方政府正在由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其本位职责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和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履职行为显然扩张了政府的本位职责。尽管这种扩张或创新确实存在诸如强制农民集中和迫使农民市民化等问题,但是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对此肯定不能简单地"叫停"。此外,我国是人口大国,其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农民利益维护等都事关国家稳定的大局,因此,地方政府的履职扩张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历史贡献

我国素称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还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事关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为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对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与壮族传统体育融合发展研究——基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基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与壮族传统体育融合发展进行研究。首先,对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的组织机构、赛事内容、赛制、参赛情况、赛事资金来源及资金分配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基于此,提出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与壮族传统体育融合发展策略: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的赛前、赛中和赛后适时融入壮族传统体育项目:壮族传统节日适当加入篮球比赛项目;定期举办篮球赛和壮族传统体育宣传、培训活动。

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

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内需、减轻城市压力、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目前的居村农民市民化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如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集中居住、产业支撑、非农就业、公共服务享有等。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合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积极发展非农产业,着力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和农村社会转型。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差异的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而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分析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意愿、参与和满意度等方面情况,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并不乐观。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上要明显高好于"居村农民"。因此,在加大对整个农民群体教育培训力度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对"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防止农民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扩大化。

家庭农场:居村农民转变身份的依托——基于安徽庐江县的考察

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镇,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兼业化、副业化以及主要由老人承担的老人化现象。籍于此,一些居村农民包括回乡农民工纷纷流转农户承包地,创办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兴起与发展,将终结传统农业、减少小农,并促使居村农民向职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民转变,使其成为"体面"的职业者。从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看,居村农民正依托家庭农场发展逐渐转变身份。家庭农场取代分散农户、居村农民实现身份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其间,除了要尊重农民意愿、给予自主经营权、支持家庭农场做大做强外,还要为家庭农场发展和农民转变身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生活视角下居村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的城市化成为一大难题。以公共生活为视角,探讨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必要的研究。现代社会更应注重农民公共意识及市民文化特征的形塑与变革,而公共意识的培育来自于公共生活的实践与锻炼。因此,应从居村农民的公共生活实践入手,利用村庄公共精神的传统资源及组织基础,将居村农民市民化与当地既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保持原有社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整体性及地方特色的内生性市民化机制。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透视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取得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后,居村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也越来越备受关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居村农民市民化必定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因此,十分必要确立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新型社会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以保证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社会资本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为了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

试析民国时期离村农民的横向流动及其谋生方式——以苏北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后,其运动轨迹有这样的规律:由人口高压区流向人口低压区;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社会动荡地区流向相对平安地区等。就苏北地区而言,有些农民离村后来到江苏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有的前往苏北沿海新垦区,成为新的雇农。因此地广人稀的苏北盐垦区和苏南地区是他们离村后的主要去处。

民国时期离村农民的心理嬗变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进入城市对较为落后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在培养离村农民的现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里严酷的社会压力与生存竞争对他们闭塞守旧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他们故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被改变,并逐渐让位于新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农民离村流入近代城市,使农民的传统观念遭到瓦解,并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形成巨大冲击,其结果是宗族成员的游离性增加,家族观念逐渐淡化。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乡村社会在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层变革。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中的社会问题研究——基于单向度开放的城中村农民悖论心理分析

西安市的城中村改造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后涉及村落、人口、区域及可耕地面积都在呈递减的趋势,但围绕改造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却呈多样化态势。问题的累积表明,城乡之间的开放维度这个结构性背景没有发生根本性变更,也就是说城中村仍是一个单向度开放的社区。城中村地理空间城市化而社区管理边缘化所引发的农民的悖论心理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具体表现为：朝城市的单向流动与失去土地的困窘焦虑相伴、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与心理上的弱势认同并存、融入城市的期望与新身份模糊感同在。

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面临着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上升趋势、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困境,政治制度建设滞后、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低、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从健全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