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GIL模型的村务监督有效性研究——以“后陈经验”为例

村务监督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现。既有研究对村务监督有效运行的过程与机制关注不足,且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视角。AGIL模型主张通过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以及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的实现来提升系统的有效性,为回答以上问题带来了新视角与新思路。在实践层面选取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首创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为个案研究对象,深入考察“后陈经验”发现,村务监督有效运行遵循以下机制与逻辑:适应功能(A)通过组织合法性的注入与赋予来发挥;目标达成功能(G)依靠监督主体活力的激发与调动来实现;整合功能(I)指靠监督制度闭环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来强化;潜在模式维持功能(L)借助政治文化认同的构建与形成来完善。

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困境及突破路径思考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中,存在职责不清、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环境不优等困境,从而制约其作用的发挥。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明确职责定位、重构选拔机制、建立和完善制度、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突破。

整体性重构:村务监督的地方创新及实践逻辑——基于广东省蕉岭县农村的调研分析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的大趋势下,村务监督面临着“一肩挑”“治理下沉”“资源下乡”等引发的内外部监督环境变化,亟需重新界定角色定位和调整运行机制。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村务监督改革的参与式观察,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嵌入性治理理论构建党建引领村务监督的整体性分析框架,阐释政党监督、行政监督、自治监督在乡村治理场域之中的互动机理。研究发现,沿着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路,基层党组织通过对村务监督结构嵌入、要素整合和价值引领,实现对村务监督的单元、人力、组织、文化、机制、体制重塑,并将“悬置”的村务监督纳入乡村监督体系之中,进而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奠定了基础。

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创新。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具有分权制衡、制度规制、全程监督、精英监察等特点。这项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是农村治理危机、农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促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又是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正效创新。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论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准化——基于浙江省武义县的调查与分析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一项乡村治理制度。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宏观政策取向的改变,要求逐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准化,即借助多种机制与手段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致化、准确化。在15年的发展中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取得了卓越成效,但存在着监督精准度不足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定位不清、村务监督的针对性不足、村务监督的专业性不强、村务监督的精致度不够,严重制约了当前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有效性。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再创新,实现村务监督的三个结合:通用型村务监督与专门型村务监督相结合、独立型村务监督与共同型村务监督相结合、常规型村务监督和专业型村务监督相结合。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调控模式创新——写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十周年之际

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解决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失控、失范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在于:分权制约,突出以权力制约权力;过程监督,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性监督;制度规范,强调以制度约束权力;信息沟通,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控制关系与协调关系相统一的混合型权力结构,以及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权力调控模式。

我国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11省700名乡镇纪委书记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为加强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村务监督委员会目前仍然处于"重设立,轻建设"阶段,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监督力量整合不够、制度体系不完备、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费紧张、政府支持不足等诸多困境。为更好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效益,需进一步深化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认识,理顺政府各部门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健全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保障,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素质。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1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

可延扩性: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命力——写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十周年之际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生命力具体表现为创新的可延扩性,即创新的核心内容、主要原则和精神实质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可复制性。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经历了"制度形成——经验扩散——优化拓展"三个阶段。十年来,不仅在当地得到了持久坚持和持续发展,而且逐渐向外扩散,由村到县、市、省,直至全国农村,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呈现出强大的可延扩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的延扩主要受创新的内容和性质、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创新延扩的方式和手段、上级政府的态度、社会的关注度等因素的影响。

村监委:农村权力运行监督制度的创新之举——关于河南省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思考

农村基层反腐倡廉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选用得力载体加强对村务的有效监督,推进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建设,是各级行政部门必须认真面对并要切实抓好的大事。河南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试点,2010年全面推广,目前河南省99.5%的行政村(社区)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有很大发展空间,随着其进一步推广实施,将会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整合、组织生长与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机制创新——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解读

在国家"行政权"的培育下,后陈村首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为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组织载体。由此,村民得以广泛地参与村级公共财产的治理,为村级公共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笔者以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财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后陈村"民主理财"的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的创新——基于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考察

本文主要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为例,介绍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出台背景,论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村级民主监督中的机制创新,比较全面地分析其运行实践及取得的绩效,并得出了几点有益的启示。

村务监督与微腐败治理

农村微腐败治理涉及到多个主体,需要综合施策。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代表的村务监督,虽然发挥着重要的治本作用,但却存在着监督处置权缺乏的局限性。加强村务监督,需要强化外部监督的支持,完善村级民主。

后陈经验:潜在价值与重大影响——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专家专题调研座谈

2014年7月4日-6日,人民论坛组织邀请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深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调研采访、考察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并就探索基层民主治理、创新农村治理现代化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为“后陈经验”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依据.

村务监督决不能流于形式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务监督实践中,主要存在无人监督、无力监督和无法监督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未来应及时得到落实,且在落实的同时,还需要完善相关的保障机制。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实践困境和功能改进――派系、理性和庇护因素的分析视角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确立直接改变了过去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二元组织结构,在理论上形成了"三足"分工制衡的组织架构,即党支部掌握决策权、村民委员会掌握执行权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掌握监督权。然而,由于村庄派系的普遍存在和操控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选举和监督活动、村"两委"书记主任寻求上级的庇护、在公共理性普遍缺乏的环境中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寻求"搭便车"不愿履行监督职责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村务监督委员会普遍表现出弱监和虚监的特征。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完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强化村民和精英的素质教育和民主参与实践,是增强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功能的根本。

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复合治理:制度困境与机制构建——以内蒙古A嘎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例

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农牧区治理危机、农牧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嘎查(蒙古语,意为"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既促进了嘎查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也推动了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治理的创新。幸福民生是社区复合治理的现实诉求和价值导向,为了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治理走向良治,需要再挖掘动力机制,再确立激励机制,再完善保障机制。

用村务监督遏制群众身边的微腐败

加强村务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增强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村民"愿监督";要增强村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制度化和规范化,使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普通村民"敢监督";要增强业务培训,使村务监督委员会"会监督"。

农村审计:实现村务监督的有效手段

选取有效的载体加强村务监督、推进基层反腐工作良好有序开展,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村务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监督效果良好与否与农民的监督能力直接相关,而农村审计作为监督能力中的关键技术性能力,是实现村务监督的有效手段。农民审计能力薄弱是阻碍村务监督功能有效发挥的根本原因。村级账务管理混乱、惠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农村审计环境粗放、基层干群矛盾尖锐等为村务监督引入农村审计提出了必要性要求,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政府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发展、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三农”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农村审计支持村务监督提供了可行性。通过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析重新构建农村审计支持村务监督的新模式,以期完善基层民主监督体系,实现乡村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