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群对城郊乡村公共性的组织与重建——以西安市W村村务群为例

以西安市城郊W村为例,通过W村村务群深入研究微信群对城郊乡村社区的组织与重构。W村是城郊融合型村庄,具备鲜明的城郊村庄特征,为研究城乡融合型村庄内部的媒介实践提供了良好条件。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分析W村日常生活中用于组织村小组生产生活的村务微信群的功能,发现在W村内部,现实社区生活发生了退化与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微信群内交流的活跃,微信群为本土居民提供了议事、分享、组织的空间,为W村人创造了再造情感空间、组织公共行动、重塑公共精神的契机与场域,有利于乡村公共性的重建。

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网络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变量,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江西省赣州市的村务微信群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强化了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共同在场”,促进了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村庄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心理赋能”。群内建构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村户代表制的主体结构场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实现了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而乡镇干部代表国家力量的入场,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国家权力依靠,形成了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注视”,实现网络技术的“权力赋能”。网络技术的结构性赋能,形塑着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交往互动与意义建构:坦塘村村务微信群的田野考察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而处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媒体矩阵中的村务微信群则是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神经末梢。通过对坦塘村村务微信群进行田野考察发现,村务微信群重建了乡土社会的公共空间。在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原子化的村民重建了身份认同,离散化的村落重构了乡村秩序,日益消解的乡村社会再造了乡村共同体。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网络化重构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网络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有助于破除“治理主体缺场”、公共场域萎缩、公共精神消解等“共同体困境”,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网络化再造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幸福株洲”监督服务微信群的实践表明,网络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有效强化了村民间的联结互动,重构了村民“共同在场”的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群内构建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呈现出“国家力量在场”与“村民集体意志主导”的双重面向,形塑着乡村治理的公共秩序。而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监视”,防止了国家政策的“执行异化”和乡村治理的“精英俘获”,提升了村民监督的政治效能和公共参与热情,改变了村民“政治冷漠”的状态,培育着村民的公共精神。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Q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嵌入与耦合:媒介可供性视角下新媒体参与乡村政策传播的机制与效果

新媒体的应用可以改善乡村政策传播困境,提升政策传播效果。在媒介可供性的理论视角下,使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者进入R村村务微信群中,以“潜水”的方式观察该村在微信群场域内的政策传播实践,探究微信群参与乡村政策传播的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微信群丰富的媒介可供性与乡村政策议题的设定、扩散和反馈等传播环节耦合并深刻影响其传播效果。新媒体嵌入政策传播过程中提高了政策传播的效能,强化了政策传播的修补功能,但也带来政策传播严肃性和权威性消解的问题。从媒介可供性视角出发可为乡村政策传播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阐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