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视角下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维度及其实践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有力制度安排,能够对村庄组织、利益、价值进行有效整合,继而推进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在组织层面,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纵横向治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转起来,为村域治理共同体构筑坚实组织基础;其次,在利益层面,能够将民主协商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在利益诉求收集、协商和落实的过程中,提供公共利益基础;最后,在价值层面,可将宣传教育与行动示范等举措与村级日常治理予以深度融合,不断凝聚各主体对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体意识,铸牢价值基础.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深度耦合机制,以期实现乡村善治及其全面振兴.

法治视野下村域治理权力的运行逻辑、现实问题和规制路径

村域治理是一项囊括诸多治理主体和资源的综合系统工程,集合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公权力所构成的多元权力架构。如何破解村域治理主体权力运行难题,形成权力结构明晰且运行畅通的治理体系,是深化乡村治理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需要运用程序法治的规制功能,完善村域治理权力运行程序,健全村域治理权力运行衔接机制,强化村域治理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村域治理现代化的动能、引领与路径创新--以“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源村为例

村域治理是乡村治理的起点和支点,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地位,是发展农业、稳定农村、富裕农民、振兴乡村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浙江省诸暨市枫源村秉持“枫桥经验”基本精神,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目标,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统筹融合、坚持生态转换、坚持法治为纲、坚持自治固本,因地制宜走出一条村域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对探索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从分化到整合: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全面推行后的村域治理变迁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全面推行,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直接体现,能够有效克服村级组织权威分散化问题及由此造成的村域治理限度。通过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特定人事安排,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促进了村级组织权威的重塑,并在其组织耦合中实现权力结构一体化运作,全面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同时,借由制度效能在村域治理中的延展,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亦可强化对村域公共事务的有机整合,促成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整合治理,并在接受实践成效之检验中,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善治与全面振兴。

干群关系、收入水平与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

为探究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902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较高;(2)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3)收入水平在干群关系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在政策层面,应通过重视干群关系培养、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完善政策瞄准精度促进农户参与村域河湖环境治理。

资源禀赋、家乡认同与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方式选择

明晰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方式的选择偏好,对进一步提高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率,加快生态宜居和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1168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方法分析资源禀赋、家乡认同与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方式选择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方式选择存在差异,1070%的农户倾向于仅出钱参与村域环境治理,3836%的农户倾向于仅出力参与,1952%的农户倾向于既出钱又出力参与。(2)受教育水平、务工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越偏好于出钱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家庭总收入、务工收入占比越低,社会网络越宽泛的农户越偏好于出力参与;家庭总收入、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偏好于又出钱又出力的方式参与。(3)家乡认同在家庭总收入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出钱”和劳动力数量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出力”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家乡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有能力出钱或出力参与却未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农户群体参与。对此,从提高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水平、培育和加强农户家乡认同感、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制定群体差异化治理策略等方面提出推动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法治乡村视野下村域社会治理的权力配置及其优化

当代村域社会治理是一项包含多元治理主体与多种治理资源的系统性工程,集合了由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以及党行使的公权力所构成的多元权力结构。如何贯通不同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形成权力结构清晰且富有实效的治理体系,是深化乡村治理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共治格局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村委会与农村新型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运行偏差,揭示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价值差异以及村域社会治理权力运行规范化进程中依然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需要充分借助程序法治的价值整合与权力规制等功能,加强对各治理主体权力运行的内部控制,完善多元治理主体间权力运行协调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的多元化解路径

伴随着我国农村产权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化解的路径问题亟待研究。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主管机关不够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决议的法律性质模糊,这均是缘于对村民自治权之运行边界的认识不足。另外,现行立法中的解纷路径规制相对简略,亟需以村民自治权运行边界为原则进行路径优化,落实面向价值平衡的司法裁判理念,并结合“诉源治理”理念构建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56条进行增修与完善,以实现相关解纷路径体系化构建的真正落实。

村域经济治理效率综合评价的非参数方法

文章从系统科学的思想出发,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有关理论,给出了一种用于村域经济治理效率综合评价的非参数模型及方法,讨论了模型的含义和治理有效单元与相应的多目标规划Pareto有效解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无效单元无效的原因、调整的方向和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通过建立在样本数据、模糊综合评判和偏序集理论上的线性规划模型对村域经济治理方案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意愿和行为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内外部影响的视角,以畜禽粪便沼气化利用为例,探讨政府的环境规制和农户的环境认知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规制措施和环境认知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环境认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和路径,最后利用湖北省4市32镇(区)78村1084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宣传规制、激励规制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而约束规制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且激励规制相较于宣传和约束规制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②环境认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环境知识和环境感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亦有积极作用,但环境感知比环境知识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③环境认知在环境规制和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环境认知来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为此,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农户的约束,循序渐进地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调整环境规制的方向和力度,这将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985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选择: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